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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不是好当的

  作家当教授,我也做过这个梦。不光做梦,还起来梦游。

1997年春,见《光明日报》上有重庆师范学院招聘人才的广告,第一条是50岁以下的教授,那年我正好是这个岁数,一级作家相当于教授职称,便写了信去。为了让人家相信,还表了一番忠心,说若聘用了我,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可组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室,保证5年内将贵校的现代文学研究,提高到国内一流院校的水平。重庆人何等聪明,没上这个当,我至今还蹲在黄土高坡上晒太阳。

当时曾与朋友分析过,我水平不算低,这么诚心应聘,对方为何不要。分析来分析去,是作家这个身份坏了菜。替对方想想吧,作家大都自由散漫,难以管束,万一言论上出了漏子,校方不能不负相当责任。真要出事了,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从外校调个教师就简单多了,不是说不会出事,出了事总好说。他就是教书的嘛。这叫调动,那明引进,责任上自有轻重之别。前些年也听说有作家要去大学,却很少成功的,原因大概也在这里。

感谢金庸先生。自金大侠荣任浙大文学院院长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内地的作家,好像受了侮辱似的,你金庸能到大学教书,我为什么不能?从大学当局那面看,可说是受了启发,浙大请金大侠都没忌讳,我们请内地作家能出什么事?近来不时听到作家到大学任教的消息,大学那边,似乎也在以引进有名望的作家而自豪。中国的高等教育,刹时间显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气,凡事总得外面的人带了头,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不光这一件事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什么事都是因人而异的,一成了“热门”肯定弊多利少。写书和教书是两回事,写得了书,不一定教得了书。有人会说,旧社会的作家,不是大都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作家,不是也有许多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事我不知道,中国的事,还是知道一点的。

这里且说几件小事,供想去和已去大学任教的作家朋友们参考。

抗战时期,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联大有个老教授叫刘文典的,是庄子研究专家,这人死活看不上沈从文。联大在昆明,算是大后方了,时不时的,有日本人的飞机来扔炸弹,空袭警报一响,马上停了课,老师学生都往防空洞里躲。有次又来了空袭,刘文典停了课正向防空洞里走,沈从文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刘文典不高兴了,大声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的!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还有一种说法是,“你往防空洞里跑什么,我死了没人讲《庄子》,你死了怕什么?”

这是刘文典的偏见,沈从文的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不全是刘文典一人的偏见,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在西南联大那样的国立大学教书,好多人是看不上眼的。解放后,1951年秋天,沈从文调出北京大学,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现在好多人都说这是新社会对沈从文的歧视和迫害,我看没有这么严重。谈不上迫害,只能说是歧视。就是歧视,也不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早就有了,就是没有解放,遇上个叫真点的校长,也会把沈从文赶出大学的。

上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有“珞珈三杰”,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珞咖三杰,说的是武大三位杰出的女作家: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苏和袁是教授,凌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只能说是家属。袁是留英的,学的是英美文学,当教授自然是够格的。要说的苏雪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生,后来留学法国,学的也是文学,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学位。要说名气,也够大的,当时已发表了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齐名,被称誉为文坛五大女作家。可是你听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吴鲁芹先生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说:

苏雪林女士是五四运动以后成名的少数女作家之一,我进武大时,她是中国文学系的教授,那是一九三七年秋间的事。在那个时代,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台柱”之类的光宠,苏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局外人”。她教的三门课是:外文系一年级的“基本国语”,外文系二年级的“中国文学史”,中文系、外文系三年级合选的“新文艺研究与写作”。大体上可以说和中文系的课程没有多大关系。她对楚辞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是教楚辞绝对轮不到她,因为另外有资深的楚辞专家。(《老武大的故事》第七十五—七十六页)

同一书中还说到叶圣陶先生年轻时的一段轶事。在我们的心目中,叶先生不光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新版《辞源》的名字,就是他题签的。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他的推崇。且看当年大学里的教授对他的看法。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有一个时期,叶先生在武大中文系任教,不管文名多大,也只能教教大一国文,大二国文,专业课是轮不到他的。不是人家小看他,是确有让人家看不上的地方,“中文系老先生对叶圣陶起个敬之心的,据说是因为叶君遇到典故还得求助于辞源辞海,他们相信这两本工具书中的典故,是极普通的,不是什么僻典,国文教授早该熟悉。”

叶老还知道查辞源辞海,而我们的作家,怕连门径都找不着,靠灵气,靠瞎吹,能博得一次两次满堂彩,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教下去吗?我看玄。

好多人总是鄙薄大学教授,说是怎样的不中用,怎样的缺乏常识,怎样的不会写文章。他是教授,只要专业好就行了,你管他缺不缺乏常识、会不会写文章,真要是通才,他就不来大学教书了。在大学里,本事大小,就看你的专业怎么样,在社会上,才看什么办事能力,什么文武全才。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教授叫张一纯,他倒是没什么大名气,但他有自己的绝招,让老师学生都佩服。古代史上,有个什么典故,你去问张先生,他先不给你说,而是叫你先看着表。“5分钟,5分钟准能查出来。”常常不用5分钟,他就翻出来了。当教授,不一定非得有这样的本事不可,但你绝不能说这不叫本事。

再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说写作,就是进中文系?据我所知,过去大学中文系着力培养的,不是文学创作的能力,而是做学问的能力,写论文,写专著,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诸多课题。哪儿培养写作能力呢?外文系。

李健吾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这是清华第一次招大学生,当时还叫清华学校。朱自清是他们的国文教授,第一次上课,朱先生点名,点到李健吾,朱先生问,你就是那个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健吾吗?李说是,先生。朱自清说:“你要搞写作,就请转到外文系吧。”第二年,李健吾便转到西洋文学系念书去了。

现在我们正好相反,学中文的搞写作,真正学外文的,该最懂得写作了,却不写作。作家进大学,大都是教写作,你不懂外语,不能读外国文学原著,怎么个教?真要有想去大学教书的,千万不能教写作,要教就教真正的专业课,若能教得了,就没人敢笑话了。

去年我曾去过南方一个中等城市,考察那儿的学校,因为我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我的教授梦》,那儿的一所大学想让我去。我去了跟他们说,若是我来,绝不教写作,要是叫我教写作,就不来了。他们当时很奇怪,作家教写作不是名正言顺吗?我说,写作课谁都能教得了,我教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教就教中国现代文学,或是中国古典文学。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去得成。不是人家不要我,是我觉得年龄大了,一动不如一静,江南虽好,不是我这样的土佬待得住的地方。现在看来,就是教现代文学,我也不是个合格的,办个讲座,讲讲李健吾、徐志摩、新月社一类还可以,真要全面开花,那就要闹笑话了。中国古典文学,想想也是教不了的,遇到典故,我也得查辞源辞海,跟叶圣陶先生当年差不多。

中国像我这么大的这一茬作家里,除了已在中文系教书的以外,能到中文系开写作课的,我看只有韩少功一人。不管怎样说,他能看得了英文原文,翻译过外国小说。也许还有别人,恕我寡闻,只知道这么一个。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给作家朋友们提个醒儿,这年头去大学教书实在不是坏事,只是吃饭穿衣量家当,能不能教得了,自个先掂量掂量,免得误人子弟。

2001年4月6日于潺湲室

  (韩石山)

 
    2001-07-17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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