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完《鼠疫》，又从另一面看见了存在主义者心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 《鼠疫》是加缪的第二部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它描述的是在北非的一个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鼠疫之灾。作者生动的描写了在那个恐怖的时期，人们经历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以及对幸福和安宁的渴望之情。主人公们不断遭受着鼠疫对他们在精神上的折磨，而仍能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力量面对死神。最后，鼠疫消灭，小城重获自由，而里厄终于获得内心的平静。
加缪把在纳粹铁蹄下惨遭蹂躏的法国搬到了小城奥兰，而把那残酷的战争转换为了肆虐的鼠疫。不过，这些变换并不妨碍作者重塑人们在与世隔绝的恐怖气氛下的恐惧、焦虑、痛苦以及生离死别的心情。故事开始的一句话“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就表明了作者的意图。
而故事中，主人公里厄和他的朋友塔鲁面对鼠疫的种种态度正代表了加缪本人的对待战争和奴役的态度。
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不象萨特和海德格尔的那般艰深，至少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认为世间的混乱和荒谬是必然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没有他的必然的意义与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道，从而否定了宗教的可以带来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
存在主义本身就否定了“意义”，把人放逐到了荒芜的沙漠。可是和这种哲学相反，存在主义哲学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诚追随者。萨特的洋洋巨著《存在与虚无》用了90%以上的篇幅来论述存在，来论述自由的本质，却只用最后很短的章节来帮助人们重铸道德。不难看出，萨特和加缪一样，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强调“自由”的本质导致了了他们的存在主义，使他们放弃了一切信仰，而用内心的同情和爱，以及正义、美和幸福来构筑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这种补偿相对于之前的放弃来说，的确是微弱了一些。
存在主义之“放弃”，我认为只有象加缪这样的人物才能承受的住！
在西方，早已放弃了信仰，“虚无主义的复兴”在20世纪使整个西方的文化遭受了绝望的打击。只需要看看那世纪末的西方文明，看看那每日在电视上，银幕里，画廊中反复出现的影像，收音机，唱片，CD不停的播放的声音，以及与日俱增各种社会问题。如今，中国也在70年代末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虚无”重现的速度比西方快了更多倍。全世界人们面对的是，似乎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时，他们却发现，无事可做！
很多人认为存在主义导致了信仰的放弃，或者至少是放弃了重新抓住信仰的机会。我觉得相反，正是因为信仰的消失，存在主义提供了人们另外一条道路，虽然这是一条置身在荒漠之中的小路，但是它仍然是有希望的。 困难源于个人，也只有个人本身可以解决。加缪寄希望于人的感情和激情，虽然那可能是很脆弱的。但他正是用他心中无限的爱，道德感，友情铺成了这样一条路，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信仰。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的环境似乎远离了加缪在“鼠疫”中描述的那种情境。那时外部造成的巨大压力和恐惧使放弃信仰的人类无以依靠，加缪唯以存在主义的人道精神当作火把去照亮前路。而如今，世界已无这样的威胁（当然，不是绝对的），我们怎样生存呢？20世纪60年代以来，存在主义的黯淡，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盛表明，在和平时期，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西方，人类在迷失的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相反，东方的中国刚刚开始这样一条路，更不同的是，我们仍然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自由（可以说，仍然在“鼠疫”之中）。所以，存在主义至少在这个时期是很适合我们的。
不能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世界，更不能用消极的心态来接受或者拒绝存在主义。当然，要使孤立无助，渺小软弱的个人承受这么一个责任，一个在任何一个非常历史时期都无比艰巨的重担，对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鼠疫》里的塔鲁，一个同鼠疫搏斗的英雄，就是以一个“圣人”的形象来塑造自己。那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很明显，塔鲁的品格完全够得上。这是从和而来的高贵呢？同情心！正义感！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的无价之宝！这正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赖以生存的土壤，是这个虚妄的世界的唯一曙光！
批判存在主义的人们往往看到的只是存在主义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往往是每个人都面对着的。这是无法回避的，就象每个存在主义哲学家说的--是“本质”。而存在主义的核心--那个面对世界的“良心”，却正是我们这些人，所缺少的。在中国大地上，人们面对的贪婪和道德的沦丧，我觉得，存在主义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至少，当你理解了它，再去思考你面对的这个世界，你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你需要做些什么。
我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