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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方鸿渐一共参加了两次相亲活动。第一次是到上海滩的买办Jimmy张的家里去和张小姐见面。张太太择婿很严格，方鸿渐会被Jimmy张夫妇瞧上，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有点“务虚”，张家请人算了命，方鸿渐与张家小姐是“天作之合，大吉大利”。第二个原因有点“务实”，张家夫妇觉得宝贝女儿嫁到人家去，总不放心，不如招一个女婿在自己的家里来。方鸿渐的“家世头衔都不错，并且现在没真做到女婿已住在挂名丈人家里，将来招赘入门，易如反掌。更妙是方家经过这番战事，摆不起乡绅人家臭架子，这女婿可以服服帖帖地养在张府上。”“务实”的原因方鸿渐当然不清楚。“没真做到女婿已住在挂名丈人家里”和“方家摆不起乡绅的架子”在通常的相亲活动中本不是什么优势，比如唐晓芙就讽刺方鸿渐住在挂名丈人家里，但张家择婿的条件特殊，一切从实际出发，挖掘出方鸿渐身上如此“可爱”的“优点”和“卖点”，想来这是聪明的方鸿渐怎么也猜不到的。“务虚”的原因方鸿渐是知道的，他笑道：“在上海这种开通地方，还请人算命人来支配婚姻么？”有点不太愿意与Jimmy张这样的“俗物”往来，但“转念一想，自己从出洋到现在，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反正去一次无妨，结婚与否，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旁人勉强不来。”看来方鸿渐也懂得这是一次“零风险”的“婚姻谈判”，所以，他还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去赴宴，路上还瞧上了一件獭绒大衣，精打细算后终因财力有限放弃购买的打算。 Jimmy张爱说英文，也爱收藏瓷器，他很高兴能有人听他的洋泾浜英语，看他的古董，所以有点得意。不过，Jimmy张也趁便“考察”了方鸿渐的英语，要看看方鸿渐的“货色”如何，终于发现方鸿渐这个“德国货总比不上美国货”。
打牌赌博是张太太在饭前招待客人的一个节目，赌博技术非常幼稚的方鸿渐竟然意外地赢了三百块钱，他决定用赌博赢来的钱去买大衣，所以暗示大家快快清帐，张太太很敏感，马上将钱一发付给了方鸿渐。
方鸿渐在饭后因为看了张小姐的一本题目叫《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的藏书，有点不怀好意地笑了，给张小姐瞧见，就把张小姐给得罪了。
于是，一场相亲饭局下来，方鸿渐在张太太的眼里便成了小气鬼，在Jimmy张眼里成了不好的“德国货”，在张小姐那儿成了“猪猡”。
张太太是从经济能力的角度发现了方鸿渐的“本相”。 Jimmy张站得高些，以国际为背景，发现方鸿渐这个“德国货”不好。而张小姐则从吃相入手，指出方鸿渐不符合“文明人”社交规范的缺点。
同样是看不上方鸿渐，一家三口各有各的眼光，各用各的批评角度和批评语言。此次相亲，表面上看是“暴露”了方鸿渐的“丑恶面目”，其实也让张家一家三口“文明人”的假模假式在方鸿渐面前有了一番“表演”。
《围城》中的此次相亲，这三口之家的“真实”动机还是很容易让读者一目了然。做买卖的毕竟是做买卖的，一说就说到货物上去了，那Jimmy张把方鸿渐与汽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并列，以证明欧洲货不如美国货来得“花样顶新”。
设赌局也算是这相亲活动中的一景，明明是赌钱，但赌毕却“一个子儿不付，一字不提”，不由得不让方鸿渐着急，却落下了一个“把钱看的太重”的把柄。要是方鸿渐输了钱，方鸿渐也来个不付钱也来个一字不提，那张太太定会骂方鸿渐“无赖”。总之，方鸿渐被张太太讨厌，不见的是因为方鸿渐爱钱，而是这个新回国的留学生太不了解太不遵守这些商人的“游戏娱乐”的规则。更主要的原因，是方鸿渐与这个“俗物”家庭格格不入。方鸿渐急着讨钱，似乎可以被认为是方鸿渐存心要跟张太太捣乱，一点也不想讨张太太的好，简直有点故意在张太太面前“使点坏”的意思。试比较比较就明白了——那方鸿渐一见唐晓芙那样的“罕物”，“立刻想在她心上造个好印象”，此时就是让方鸿渐赢再多的钱，方鸿渐会参赌吗？
所以，此次相亲，与其说是方鸿渐被张家“淘汰”了，不如说方鸿渐一开始就看低了这三个人，见了张小姐后，方鸿渐不但没有提起精神来，反而更漫不经心，他那游戏人生的“玩世哲学”就开始“浮出海面”。
所以，此节描述方鸿渐道：“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其实这句话乃叙述者的戏言，说出过洋的方鸿渐之爱情观或婚姻观会被背上如此的“封建思想的包袱”，这太降低了方鸿渐的“素质”。方鸿渐和唐晓芙分手，可不像丢了一件衣服那么简单。方鸿渐写的情书，方鸿渐说的情话，方鸿渐失恋后的那种“痛”，都可以证明方鸿渐是很懂感情的人。说方鸿渐中了“妻子如衣服”的毒，是叙述者故意如此“歪说”。如此“歪说”才能对应方鸿渐对“俗物”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试想想，利用相亲的机会赢一件皮外套，这故事既平常又荒诞，此事可与买假文凭、与鲍小姐相好、在家乡中学的关于鸦片与梅毒的演讲列为《围城》中方鸿渐的三大“荒唐事件”。
所以，这一次相亲，是借相亲写方鸿渐性格中玩世之侧面。从小说结构上看，是让方鸿渐在与唐晓芙自由恋爱之前，先来上这么一段俗里俗气的相亲故事，先写一个对爱情态度“不端正”的方鸿渐，接着再上来一位在爱情事件上“中了魔”的方鸿渐，写得煞是好看。
《围城》中方鸿渐参加的另一次相亲，其规模，远比这方鸿渐的第一次相亲要来得大。赵辛楣、汪太太、汪处厚、高松年、范小姐、刘小姐这些人物的加入，使得三闾大学的此次相亲活动影响面远广于方鸿渐的第一次相亲，涉及的人物多，就是没有参加相亲活动的刘东方夫妇和孙柔嘉都受其波及。方鸿渐在上海的那次相亲，不成了就不成了，而三闾大学虽也不成，却相亲相出“尾巴”来了。因为相亲而生出了另外的故事。所以，上海那次相亲，如果从《围城》中“抹掉”，并不影响《围城》的情节演进。而三闾大学的这次相亲，却不可轻易“抽取”出去，“抽”走了影响整个小说的走向，另外，如果没有三闾大学相亲这一节，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便是《围城》将失去汪太太这个精彩的人物。
三闾大学相亲，《围城》写得特别仔细，相亲的各路人马尚未到场。各路人马的来历，小说便细细到来，先介绍汪处厚夫妇的来历，再介绍刘小姐在婚姻上的挫折，接着调侃范小姐在“迎接”相亲活动到来之前的那种种矫情心态。有了这些铺垫，才好让人物登台亮相，让读者看到这些人物是如何在相亲活动现实他们的“目标”。
按理说，举行相亲活动，其主角无非是男女双方，即赵辛楣、方鸿渐、范小姐和刘小姐。可三闾大学的这次相亲活动，虽说青年男女在相亲活动中也都不乏“精彩”的言行，比如两位男士送两个女士回家的那一节，但在汪家相亲的过程中，最“抢眼”的却是媒人汪太太。
汪太太是三闾大学相亲活动的发起人、策划兼导演。三闾大学地处偏僻的内地，“自从搬到这小村子里，汪太太寂寞得常跟丈夫吵。”汪太太社交面也不太广，还因为“她身份娇贵，瞧不起丈夫同事们的老婆，嫌她们寒窘。她丈夫不甚放心单身男同事常上自己家来，嫌他们年轻。”所以，刘东方托汪太太为妹妹做媒，“汪太太本来闲得发闷，受了委托，仿佛失业的人找到职业。”而汪处厚也觉得让太太做媒比较安全，“绝不至于媒人本身也做给人去。”所以，从一开始，汪太太做媒动机就“不纯”，她似乎并不特别在意能不能成功地撮合年轻男女，而是将精力放在为自己扩展社交面的努力上。“汪太太早有计划，要把范小姐做给赵辛楣、刘小姐做给方鸿渐。范小姐比刘小姐老，比刘小姐难看，不过她是讲师 ，对象该是地位教高的系主任。刘小姐是个助教，嫁个副教授已经够好了。”
这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婚姻人事安排”，倒更象是“职称配对”。怪不得“辛楣和鸿渐看见介绍的是这两位，失望得要笑。”这男女相亲对象之间的差距，精明的汪太太难道没有觉察出来？汪太太也算是能将就就将就，只要能凑齐两对，好让她的相亲聚会能如期举行，汪太太就达到目的了。对于崇拜她的范小姐，汪太太也似乎没有给予她多少“照顾”。范小姐请汪太太“批判”自己的化妆的水平的时候，“汪太太还嫌她擦得不够红，说应当添点喜色，拉她到房里，替她涂胭脂。结果，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就跟美洲印第安人战场的颜色同样胜利地红。”要知道“骨肉停匀”的汪太太是很会打扮的：汪太太“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擦胭脂，只傅了粉。嘴唇却涂泽鲜红，旗袍是浅紫色，显得那张脸残酷地白”。看来汪太太是懂得如何“扮酷”的。她这种自我“包装”，在《围城》的女性系列中是可以算为颇有个性的一位。这样一位懂得形象设计的女性，却将范小姐照“傻大姐”的模样打扮，说是为了添喜色，不如说是恶作剧，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位导演是不是“存心不良”。汪太太这总导演在酒宴上更是频频地抢演员的“镜头”。特别是高松年到来之后，最能显示“特殊”的便是汪太太。
高松年突然访问汪家，“大家肃然起立，出位恭接，只有汪太太懒洋洋扶着椅背，半起半坐道：‘吃过晚饭没有？还来吃一点，’”连校长这个称呼都省去，不太恭敬的说话方式反而恰当地表明他们关系的密切。汪处厚在刚才吃饭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交代：“你知道，校长喜欢到舍间来吃晚饭的。”可见这汪太太对校长的的随意不是没有来由，校长也不象只是特别爱好汪家的“晚饭”。这里头的故事，小说中都无交代，却处处都可以让读者去猜测、想象。再看那汪太太，说到打牌的事情，不由得动火，说“校长你要办我就办得了，轮不到李梅亭来管。”高松年见汪太太“恃宠撒娇”，竟然“心颤身热”。可见汪太太在晚宴上的魅力。这魅力不仅能让高校长“谑浪笑傲”，更让赵辛楣有点失态：“赵辛楣的眼光像胶在汪太太的脸上。”辛楣的这种表情甚至已经被刘小姐和范小姐注意到，可见辛楣是如何专注于汪太太。辛楣也附和着说汪太太“真利害”，不知这“利害”是“利害”在何处。
可以说辛楣在汪家的这一晚，已经被汪太太所打动。而汪太太在这夜里，也确实出尽了风头。酒席上，范小姐傻，刘小姐恼，惟独汪太太最称心意。借着高校长“另眼相待”，汪太太嬉笑怒骂，将三闾大学的“实力派”人物狠狠地奚落了够，一个不自由的女人在这个夜晚里将她有限的自由用到了极限。
汪太太爱生病，过着幽居的生活。比她大20岁，且脸色“铁青”的丈夫对她又有所提防。但在小说中，我们却没有听到汪太太对自己的生活有半句抱怨的评价，但从汪太太评论李梅亭、韩学愈以及韩学愈太太那股子尖刻劲儿来看，汪太太是位很有“批评锋芒”的女人，小说中说“汪太太正对着梳妆台的圆镜子，批判地审视自己的容貌”，可见汪太太不见得已经丧失了挑剔自己的婚姻的能力。尽管小说中关于汪太太对自己婚姻的评价是个“空白”，但从后来她与赵辛楣散步被“捉住”的汪太太表现来看，明明没有发生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汪太太偏偏往自己身上“抹黑”，并讽刺辛楣道“你的胆只有芥菜子这么大——”。此种异常的行为与她病态的美，刻薄的语言倒是相称。汪太太的病态美、汪太太看似病态的行为，都在提示着这个女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的异常之举如果理解为汪太太有意识地破坏围困她的婚姻之城，有意识地向城外“突围”，也未尝不可。
汪太太在小说中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式婚姻的开头和结尾是隐匿的。通过三闾大学的相亲，带着各自的“恋爱历史”方鸿渐、赵辛楣“有幸”认识了这位具有病态之美的“围城中的女人”。从全篇小说来看，汪太太不过是方鸿渐、赵辛楣们人生之旅中遇到的一个“人物”而已，在方鸿渐、赵辛楣离开了三闾大学以后，汪太太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但在三闾大学相亲这一片断中，汪太太却成为了一个主宰性的人物。是汪太太在控制着相亲的格局，是汪太太在“自如”地臧否人物，是汪太太的魅力在调动着高松年和赵辛楣的注意力。 《围城》中的第一次相亲是方鸿渐的性格中“玩世”的因子在起这着主导作用，是方鸿渐的性格在推进着情节的发展。而在第二次相亲中，方鸿渐只是作为参加相亲的一个男青年而已，方鸿渐暂时“退缩”一个相亲参与者的符号而已。所以，三闾大学的相亲，如果从性格的突出程度，对局面的控制程度，和对周围人物的影响程度看，三闾大学的相亲一节的最主要的人物非汪太太莫属。三闾大学的相亲活动的“背后”“隐蔽”着一个悲剧性的女人的命运片断，这个悲剧性的女人没有“历史”，却有性格，她以她带着怨气的尖刻（对丈夫的尖刻，对丈夫同事的尖刻，对丈夫同事太太的尖刻，以及后来对高校长的尖刻）成为三闾大学相亲这一节中的“明星人物”。所以，三闾大学相亲这一节写的“事”是相亲，所写的“人”，最显眼的却是汪太太，是汪太太的带着怨气的尖刻语言和神情。
《围城》写了两次“相亲”，第一次相亲让方鸿渐赢了一件皮外套，第二次相亲，则让媒人与参加相亲的男青年谈起恋爱来。这两次相亲都是有悖“常情”的相亲，相亲都相出了咄咄怪事。但《围城》从不以荒诞吸引读者的，《围城》总是善于将荒诞的情节“化”为日常经验可以接受的种种生活情景。这两次相亲，从发起到实行，几乎每一步都与日常性的相亲活动接近，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一件皮外套和一次婚外恋，是这两次相亲活动带出的具有讽刺性的结果。但事件如何怪，终没有人“怪”。这两次相亲写了许多“怪人”，最“怪”的便是汪太太。其实，汪太太的故事完全可以单独形成一部小说（《围城》的叙事线索是按照方鸿渐的“流浪”踪迹，汪太太当然只能是一个“片段性”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是可以找到这类带着一脸幽怨又不甘于命运摆布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进入《围城》，便成了汪太太。所以，读《围城》中的两次相亲，如果读方鸿渐的第一次相亲，读出热闹和荒诞来，读出方鸿渐“玩世”的“潇洒”来，并不困难。而读《围城》中的第二次相亲，汪太太似乎只是相亲场景的“导入者”而已，但只要注意到汪太太的做派、汪太太在整个场面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汪太太的尖刻，汪太太与女人，与几个男人的关系，便可能体会到这三闾大学的相亲事件背后“隐蔽”着一个悲剧性女性的命运片段，或是一个被困在“城”内女人的悲剧性片段。
（余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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