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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一族

  闲来翻读陈年报刊,翻多了,发现文坛很有些古怪人,姑称为“古怪一族”。他们分属古今中外。我仅从有限报刊上所见的,列举如下:

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不愿远离他栖息的那块“只有邮票大小”的乡土。请他去好莱坞改剧本,他住了没有几天竟悄悄溜回了老家。他对出国领诺贝尔文学奖更是满不情愿,说是那“地方太远了。我是这儿的一个农民,我走不开。”后来架不住官方、社会和老婆以及姑奶奶的再三奉劝,为了“十七岁的女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见见世面”,才好歹出了远门,却差点弄丢了瑞典国王发给他的金质奖章。

法国作家萨特则对诺贝尔文学奖根本不屑一顾:“我向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瑞典皇家学院所谓“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索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的马屁白拍了。

埃及作家马哈福兹被人当作“阿拉伯当代小说的旗子”,他自己却并不以为担负了所谓伟大的使命。他觉得写作不过是“干活”而已,“就像你会活一辈子”、“就像你明天就会死去”。他“写了一上午文字,然后直起身,看看窗外的那位篾匠编完了几张席子”,或者走出去,“蹲在他热爱的篾匠兄弟身边,用手掌摸光滑的席子”。“人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埃及人”。

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似乎同样缺乏肩负了重大使命的自我意识。他的创作“引起过戏剧技巧的一场大革命”,但他却认为“一个艺术家最坏的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使者”在这方面,他为雨果无时不在的“伟大感”遗憾,同时赞赏波德莱尔和韩波:“当每一位法国中尉都想成为法国元帅时,他们却恰恰相反,他们显然已是红衣主教时,仍然自以为只是一名普通神甫”,“并且只是在‘乡村’传教”。

美国作家海明威1954年因《老人与海》获诺贝尔文学奖。刺激他写那部大作品的直接原因竟是此前福克纳的获奖。他为此暴跳如雷。其古怪在于:他不是像人们常见的那样去贬低甚至中伤获奖者,而是自己咬了牙齿发狠也去弄个奖回来。到了觉得自己再也弄不出什么好东西了,就开枪自杀。不靠发泄嫉妒撑门面,混日子。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作为一个天才艺术家,“以美国大众语言反映真实生活”,“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幽默家”,这使他有幸赢得又有美貌又有教养的名门闺秀的芳心。如愿以偿的美满婚姻使他进入上层社会,忠贞不渝的爱情使他无条件地信奉了夫人的宗教:她教他保持衣着整洁,改掉“鄙俗、粗鲁、固执”的坏习惯,“要是听话”,她就给他“吃埃及果酱”。她对他写的东西严加把关,指点他《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费利·贝恩历险记》更高明。并且亲自动手删除、修改了大量与她和她那个阶层的朋友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一个“疲于奔命的西部吐温”成了一个“周旋于上流社会的东部吐温”。他自然应该心满意足,无比幸福滋润的了。却又不然。他有许多作品生前不敢发表。发表的作品经过第二社会的校正,先前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大打折扣。他为此又觉得大伤脑筋,叫道:“我给捆住了手脚。我打了败仗。对这个陷害了我的专会撒谎的懦怯的世界,我恨它。人不好。他不老实。生活是一堆谎言。生活是一堆谎言!”

法国作家伏尔泰是个闻到玫瑰花的芳香气味都会昏迷过去的似乎过于敏感脆弱的人,但除此之外却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以让他屈服,甚至给人关进巴士底狱也毫不在乎。

苏联(就是通常很没有来由地说的“有苏联”,从历史到现实“苏联”只有一个。“后苏联’尚未出现,说“前苏联”不知是要跟哪个“苏联”相区别)作家肖洛霍夫颇有点二杆子的劲。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万百人横尸遍野。“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清查”的结果是“2.6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5.5万人受审,2110人被枪决”。好端端地当着作家的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

苏联作家爱伦堡更是把名誉看得比命重要。1953年1月,作为“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出现了所谓“医生案件”。“被逮捕的医生当中有不少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为了让这些“恶棍和败类”“不齿于人类”,“斯大林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其中包括犹太人爱伦堡)在“一封诬蔑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的信》”上签名。拒绝签名,就意味着怀疑那些被捕医生的供词的真实性,他们所以“供认自己是被雇佣的杀人犯”,是严刑拷打逼出来的。这种怀疑稍有流露“都会丧命的”。但爱伦堡却坚持认为“在这种卑鄙的信上签名太令人作呕了。”当时凡斯大林指令签名的人都签了,“惟独爱伦堡一人拒绝签名”。他不仅拒绝了签名,还公然给斯大林写信,并且“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已不是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而是劝阻斯大林放弃排犹运动。无异于找死(后来是斯大林死了,“命运解决了一切”)。

俄国作家高尔基很牛。新政权的领袖是极重视他的。“在对高尔基物质享受关怀的同时,斯大林的恩赐雪片似地向高尔基袭来,在很短的时间内,高尔基得到世界上任何作家都不能享受到的荣誉”,但斯大林想让他写《斯大林传》,他却怎么也不动笔。后来明确决定让他只写篇《列宁与斯大林》的命题作文,他还是置若罔闻。

中国作家钱钟书也是个让人觉得不识抬举的。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英国女王到中国,国宴陪客名单上点名请他,他竟称病推掉。事后,外交部的熟人私下询及此事时,钱钟书说:‘不是一路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多年拒绝与传媒合作。一次住院,有人去看他,“他坐在床上边品尝蛋糕,边与人谈天说地。突然发现被记者的摄像机捕捉,钱老先生一撩被子,连人带头带蛋糕就捂了进去,也全然不管白、红奶油弄得满头满身满被子”。

写了这么多,都是从报刊上抄的。记起一句话:“抄一个人,是抄袭,如果抄很多人,就是学者了”。我当然不是想冒充学者,只是想说出我读上边抄录的那些文字时忽然明白的一点道理,就是,作为一个也在弄小说讨生活的人,我的所以平庸,除了天生的才情有限之外,天生的不古怪怕也是一个原因。虽然凡古怪的未必就是天才,但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肯定,凡天才总多少有些古怪。

(文/陈世旭责任编辑/赵玫)

 
本文摘自《文学自由谈》2001/5由文学自由谈杂志社授权  2001-10-25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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