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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VS余秋雨 两种文化的对话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作为文化生态的大气候影响着文学创作的格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击显示了市场化、都市化背景下审美意识的日趋多元化。

  

在九十年代多元共生、众语喧哗的文化格局中,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和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海派文化最引人瞩目,也最具影响力。

  

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文坛上独领风骚的王朔被称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他早期的言情小说和犯罪题材的小说即以取材的市民化、语言的口语化使读者耳目一新,被人称作“市井文学”。其后产生较大影响的“顽主”系列,如《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更以谐谑调侃的方式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他在这些小说中把生活在社会和思想文化边缘的人物塑造为主人公甚至英雄,对知识分子的迂腐清高、自以为是等劣根性予以挖苦与嘲弄,再兼以幽默生动的市井和轻松调侃的文风,对精英文化的凝重优雅形成美学意义上的冲击。无疑,王朔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为市民文化争得了显示自身、言论自身的话语表达权利。因此,很多人认为王朔是市民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后来随着王朔在影视剧创作中愈来愈明显的商业化倾向,他的一些通俗甚或媚俗的作品产生了更大影响,表现出其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反叛和颠覆。他自己也标榜他的创作“躲避崇高”,“我天生就是一个俗人”。当然,王朔的通俗作品不能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但其在文坛上掀起的一次次轰动效应足以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普遍追求大众欣赏口味的文化趋势。

  

然而,俗文化的兴起并不排斥雅文化的发展。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便是较为严肃的、体现高雅文化精神的文学读物。他既追求城市文化品位,也追求商业效应,让人想起三十年代的海派文人林语堂等人。上海文化多侧重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层面。又因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形成海派文化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特点。在余秋雨的散文中,首先,表现出的就是中西散文精神的深刻遇合。其文既有西方散文偏重哲理的探求的特点,又有中国散文偏重人生感受和性灵抒写的追求。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都市中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的通俗文化尖锐对立着,那么,余秋雨敢于在其以感性抒情见长的散文里张扬理性精神,并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则显示了现代城市文化品格的多元发展。余秋雨的散文正是满足了介于精英文化和粗鄙文化之间的另一种对雅致文化的精神需求。其《文化苦旅》在对中华民族的灵魂构成、历史负荷及精神走向和对生命、生存的深层探索中,构建出一种冷峻的理性思维。《山居笔记》以理性的文化态度对一个个历史难题和文化现象进行淋漓尽致的剖析;《遥远的绝响》追怀魏晋文人风度并讨论其与时代、政治的关系,通过传达一种文化感受而高扬理性旗帜。余秋雨的许多令人读之难忘的作品都是因为他的理性追求与努力契合了世纪末人们对文化关怀的需求而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

  

王朔和余秋雨都摆出反叛传统文化的激进姿态,但他们又分别以不同的文化人格和文化品种各居一隅。具体说来,很多人认为余秋雨是学者诗人,笔端才气涌动,文中充满激情与理性。王朔是“痞子”文人,粗野偏激,文中充斥荒唐滑稽之内容。简言之,一方为“雅”,另一方为“俗”。也有人对余秋雨贬抑,而对王朔褒奖。但无论褒贬,都难以客观地反应出作家文化品位的全部。况且,只就人格说话,往往具有片面性,而且会流于偏颇。

  

如果就两位作家的文化品格而言,不可否认其鲜明的对立。余秋雨的创作张扬理性,有沉重感、沧桑感和一定的思想厚度,其文大都以感性为情怀,以知性为学养,创设一种苍凉、凝重的情境,同时也很注重可读性。可以说,余秋雨的成功正是他同时追求城市文化品位和商业效应的结果;王朔的创作反叛理性,以粗鄙、轻松的文风,化忧虑为达观,创设一种似真亦幻的氛围。其作品中的玩闹者在逍遥的生活表象背后有着沉痛的生活背景,读者透过变形夸张的描写会再度审视现实中的某些现象。不用说,王朔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对大众文化的追求。

  

两者的艺术观念,写作方式和审美追求都截然不同,用市民文化,海派文化概言之未始不可,只是视两种文化只能对立而存在,我认为是不妥的。因为,在当下社会中,雅俗文学共同左右着现代城市的文化消费市场,更何况,对于王朔,我们在看到其“俗”的一面的同时,也可透析其文的内在意蕴;对于余秋雨,我们在欣赏其“雅”的一面的同时,也可领略到其文笔的通俗浅显。因此,市民文化、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和改造并不意味着彼此间的你消我长。相反地,两种文化完全可以并存不悖和互相渗透。余秋雨在与中学生座谈时明确表示: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追求精神的感性沟通,而这个感性有很大一部分就和我们的世俗生活有关。(《青年文摘》2001年8月)王朔则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意调整自己的粗俗风格。这是否说明两种文化的对话不仅仅是对立呢?

  (李丹宇)

 
  2002-04-09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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