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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VS《红楼梦》

  金庸认为小说自身可以介入历史,成为历史发展合力中的一维。

  《鹿鼎记》即为此而作。一部《鹿鼎记》,就是一部反《红楼梦》。

  《红楼梦》意在表明现实的社会中什么样的人是失败者,而《鹿鼎记》则要告诉世人现实社会中谁才是胜利者。《鹿鼎记》是超越了《红楼梦》的中国最伟大的小说。《鹿鼎记》诚然是金庸最奇特的一部作品。

  主人公韦小宝的形象,不但在金庸著作及所有武侠小说中戛戛独造,即求诸整个的中国文人小说,也无有其匹。

  

该书第36回末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可以由之而窥见金庸创作该书的动机,却往往被金学家们所轻忽: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希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尔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著名论断,即诗是比历史更严肃、更具有哲学意味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偶然性,而诗却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性与必然性来描写的。金庸已经不满足于“描写人性”(《笑傲江湖》后记: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他认为小说不但可以描写政治、描写历史,甚至自身都可以介入历史,成为历史发展合力中的一维。

  

近百年来,《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巅峰之作已为世所公认。金庸既然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介入历史,能够深刻描写社会,便会很自觉地把《红楼梦》当作他创作所能企及乃至超越的目标。

  在第50回有一段话:“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又任江宁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忽然提及曹寅,不为无因。不仅如此,为了说明“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的道理,金庸在《鹿鼎记》后记当中列举了哈姆莱特、罗亭直至阿Q等一系列人物。在所列那么多的文学形象中,单单以贾宝玉作为与韦小宝相比较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金庸要把韦小宝当作贾宝玉的对立面来写。一部《鹿鼎记》,就是一部反《红楼梦》。金庸独具匠心地把小说主人公取名为韦小宝,这已经微泄天机之秘。考察这两部小说的主题意旨,其间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

  

《红楼梦》之作,意在表明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是失败者。

  而《鹿鼎记》要告诉世人的是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才是胜利者。

  从身份上说,贾宝玉生于钟鼎簪缨的贵族之家,衔玉而诞,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有;韦小宝则出身市井,生身之母韦春花是色相已衰的妓女,古语云笑贫不笑娼,韦春花则是一个贫娼,少年韦小宝无疑地处在社会最底层。二人结局更大大不同,他们都是对自己原有阶级进行了颠覆。其实从资质上说,两个人是很相像的,都聪明而不肯用功。贾宝玉固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韦小宝之顽劣不学则尤远过之。韦小宝做得到的,贾宝玉断断乎做不到,贾宝玉所拥有的批判性态度,韦小宝也永远都不会有。对于不得不面对的人生,贾宝玉先是避世,终于弃世;韦小宝则采取的是一种间世的态度:既不是像传统士人如书中顾炎武等人那样积极入世,也不曾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消极出世,而是左驾权力,右骖金钱,周旋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当中,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他们天性相似而后天不同,始终有若参商,实因此二人在现实中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之故。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对人的社会生存和生物生存的压制。这种压制是为了保证人类全体的进步。人的各种基本的本能,如果有追求其自然目标的自由,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本能所追求的满足,永远是文化所不能给予的。因此,本能因其破坏性力量而必将受到文明的严酷压制。人类逐渐地认识到,追求直接却不稳定的满足未若追求延迟但是可靠的满足。这样就产生了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变。无论是人类的幼年期还是一些个人的幼年期,都曾有过快乐的阶段。

  这种心理机制的最终不得不转变实是一巨大创伤。因此,当人类需要向沉淀的记忆搜寻从前的快乐光景时,必定会为失去的乐园而黯然神伤。贾宝玉是一个不肯完成心理机制转变的典型。他坚持快乐原则,几乎是出诸本能地拒绝红尘中的浊气。他在宁国府上房内间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联,“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第5回)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实因男子多循现实原则生活。《红楼梦》之源,不是上溯到有史记载的年月,而是溯自鸿蒙初开,文化还未开始压制人类的“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即表明曹雪芹也是对最初的乐园永远企望。

  

人类的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转为现实原则是被强迫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父亲一手执行的。贾宝玉最怕的是贾政。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贾宝玉尚能按照快乐原则在大观园中生活,因为有贾母元春的庇护。毕竟父亲只有一个,他的权力也就有限得很。韦小宝的母亲是妓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之中给人呼来喝去,‘小畜生,小乌龟’的骂不停口。”(第5回)他“在妓院中吃饭,向来只是坐在厨房门槛上,捧只青花大碗,白米饭上堆满嫖客吃剩下来的鸡鸭鱼肉。菜肴虽是不少,却从来不会跟人并排坐在桌边好好吃过一顿饭。”(第2回)韦春花的特殊身份为韦小宝引进的是泛父。所有的人都能够行使父亲的职能,以致韦小宝尚未来得及品味本能被压制的创伤就完成了由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在保存自己这一点上,他几乎是不学而能。在韦小宝摆脱了泛父阴影后未久,他即获得了代父陈近南。(第44回:“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坚持现实原则,在他是理所当然,故此方能一次次地履险如夷。

  

贾宝玉是贵族,韦小宝则是小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为的是表达他对于行将灭亡的贵族的不绝哀歌。金庸则意图告诉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只有小人才会获得煊赫的成功。《红楼梦》的基调是女性化的,充满了自恋的情结,而隐藏在《鹿鼎记》背后的则是历史的睿智。《鹿鼎记》是一部反《红楼梦》,它的基本精神是男性的、爱仁的,表达了金庸对于人类全体的历程和现状的悲悯。它不是对《红楼梦》的续貂,而是完全超越了《红楼梦》的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鹿鼎记》中反映的历史,便是人类文明社会永恒的历史。它产生在20世纪,但它决不仅仅属于这个世纪,它的影响乃在恒远之将来。

  

《红楼梦》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概括与象征,而《鹿鼎记》则重新建构了我们的世界。

《鹿鼎记》真正做到了让现实模仿艺术,却不是相反。譬如,从王朔身上,我们便见到了《鹿鼎记》中刘一舟的影子。

 
  2002-04-09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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