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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许多关于母亲的故事，她们有的是中国国英豪，是科学家，有的是企业家，艺术家，而我的母亲尽管是一介平民，我觉得和她们相比也毫不逊色，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母亲17岁嫁到我家，55岁离世，清贫的生活，坎坷与磨难，使母亲没有得到她应该得到的一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一直是离多聚少，解放初期，我家与别人合伙拴起马车，由于父亲精明强干，被公摊为跟车的，常年在外揽活拉脚。合作 后驾车入了社，父亲就参加了工业建设，在一个矿山当起了采购员，也是一年四季不着家。企业下 不当采购员后因工作也和母亲两地生活。直到父亲45岁那年含冤去世，他们夫妻情缘仅有21年，而相聚的日子又是屈指可数。 父亲去世后，为了我们----72岁的爷爷，4岁的小弟，16岁的大弟弟和20岁的我，母亲没有再嫁，38岁时就独守空房。我当时待字闺中，还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丈夫痛苦的全部含义。直到我后来结了婚，直到我也到了38岁，我对母亲的痛苦才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后悔当初没劝母亲改嫁，以致使她牺牲了自己的情爱。然而，也正是母亲的不再嫁，为我们撑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家，才使得我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能够入党、提干、当先进。不难想象，没效率再失去母亲，老的小的将是一种什么状况。由此，使我更增加了对母亲的敬重和感激。毫不夸张，在我多次受奖的成绩中，有母亲的一半或一多半。 我现在双臂分会、正常，活泼自发，是母亲使我摆脱了残疾人的厄运。一九六一年夏季，我坐父亲单位的马车去看望姑奶奶，途中马惊了，我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了左胳膊。往医院简单治疗后回到家中，母亲不分黑夜白天地守在我的床前，扶着我的伤胳膊（一动就疼，我就哭），为我赶走苍蝇蚊子。母亲还求人领我骑着毛驴去找红桥区长看伤。过了一个多月，胳膊是不够了，但指不起来，不能用左手洗脸梳头。因父亲外出采购不在家（农历正月初七走的，八月十四回来的），母亲找了父亲单位，说孩子的胳膊没好利索，不能残废，要求借钱外出给我治伤。人们都说我胳膊好利索了，连爷爷也说是这么说，理由是不疼了，可母亲说没好，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单位借了钱，爷爷领我去治伤。在阜新市铁路医院，街 个断是臂关节脱臼，没有复位，肩和臂之间的骨缝宽可放进两个手指，里面已长了肉芽（医生说等长满了肉就不能复位了）。在全麻后为我作了复位手术。我的后胳膊抬起来了，十二岁的我摆脱了残疾人的命运。 母亲不仅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还将我的大儿子带大到两岁半，将小儿子带到六个月。大儿子刚满月不久，因工作需要没休完产假我就到一个针织厂就任副厂长。由于正厂长调离，我自己面对新项目，新设备和一百我名新工人，整天忙碌得不可开交，厂子离家远，我又不会骑自行车，无法给孩子送奶。没办法，母亲和我带着孩子住进厂宿舍。上班后我经常顾不上给孩子送奶，母亲就抱着孩子各车间找我。二儿子生下后半个脸偏斜，是母亲在孩子睡觉时守在他的身旁，给孩子头下枕下小手绢，通过拉动手绢调整孩子头部的位置，就这样一点点把孩子的脸睡正了。现在二儿子已经18岁了，脸和正常人一样一点都不偏。 十年法劫期间，内蒙古清队扩大化时，我们全家 当时国民党员（父亲是国民党的连长，爷爷是国民党的炮手，我是国民党的秘书），受到触及，父亲被严刑拷打迫害致死。母亲和我们祖孙四人艰难度日，承爱着政治上，精神上，经济上的各种压力。落实政策时，尽管父亲结论为“因公死亡”被平反昭雪，但母亲的身体都垮了。医生论断里气血双精神分裂症前期，常年吃药。1978年我还领母亲来天津治过病。由于血压低，需增加营养。可一家老的老小的小，母亲又能吃到什么。待爷爷去世后，母亲所 定的营养也只是每天半个苹果或一个鸡蛋。大弟弟结婚有了孩子，家中经济更困难了。我结婚后，也就是母亲去世的前四年，我让母亲住在我家，一则我家条件稍好些，二则帮我看小孩。我尽最大的努力让母亲生活得好一些。后来，怕母亲身体吃不消，我又让表妹来我家照顾母亲和孩子。母亲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母亲不该去，她是因为青梅素过敏又病重的。我拦着母亲的灵车，跪在灵车前悲痛欲绝。可母亲还是去了。 为了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照顾爷爷和弟弟，我原本终身不嫁。可是我不嫁成了母亲的心病，加之姑娘大了闲话多。我决心让母亲在我家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并把对父亲没尽的孝道回报给母亲。我的心愿刚要实现，母亲就离我而去。不尽的思念和感激之中，我把照顾好两个弟弟，尤其是母亲最为惦记的小弟弟，作为我回报母亲的唯一，但也根本无以回报母亲的恩德，难以取代我对母亲的愧疚之情。 愿母亲接纳女儿遥远的祝福，九泉之下与父亲共度美好的时光。
（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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