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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小说在经历了一度旗幡林立和口号迭出的热闹景观之后，终于开始走向平静。随着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泛起，在评价一部小说的时候，人们开始有了各自的看法，而不再只有一种评判标准。例如，他们允许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出现，对小说的评价，也不再众口一辞地强调它的教育功能。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小说的娱乐功能往往被提到了不适当的位置，而小说的教育意义则被湮没在其他意义之中，甚至被取而代之，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忽略不计。比如有人就理直气壮地说，读者拿到一本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受教育，而是为了……我承认有供人消遣的书，有给人刺激的书，但同样，还应该有给人教育的书。我固执地认为，无论如何，作家都不应该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他必须拥有更高的眼光和胸怀，拥有自己对人生的真知灼见，于是在小说中，他不可能回避他的道德评判。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在读刘庆邦的小说时，常常会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又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我知道，我需要的正是这种力量。如果这是一种教育意义的话，那么我要说，这种教育对我而言太珍贵了。我常常对那些优秀的小说家心怀感激，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精神食粮，让我们在物质发达的今天不至于成为精神的畸形儿。近来读了刘庆邦的小说《枯水季节》（载2000年第2期《阳光》），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洗礼，因此，便有了诉说的欲望。 《枯水季节》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几个男劳力在劳作困顿之际遇见了一头猪，他们杀死了它，美餐了一顿。作为目击者的“我的母亲”被猪的主人、某公社干部叫去谈话，她并没有供出那几个肇事者，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后，那几个男人出于感激，送来了一块猪肉，被母亲扔进了粪窑。在这篇八千多字的短篇小说里，作者不仅用平静的口吻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让人揪心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生动、饱满而又高贵的中国妇女形象，而且以高超的写作技巧揭示了深刻的人性，作品所包含的社会容量又是如此之丰富，令人叹服。 我之所以说故事让人揪心，是因为我在阅读过程中一直感受到一种挥不去的恐惧感，这是由于作者从儿童“我”的视觉来写故事的缘故，换言之，作者在小说中写了儿童的恐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儿童时期的恐惧要比成年人强烈，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成年，他们还不足以对抗来自外界的威胁和压力。小说中的“我”就是如此。当发现母亲不在家时，“我”便感到事情不妙。在“我”的印象里，干部往往能把事情闹大，把“事情”闹成“事件”。为什么村干部谁也不找，偏偏找了母亲？没有了父亲的“我”认为这是在欺负人，在队部里见到那个干部时，“我”就表现出了应有的敌意和反抗。母亲虽然回家了，可是，“我”下午老是走神，再也不能安心听课了。“我”又想，母亲不可能参与杀猪，但她毕竟是个证人，“这样就使我母亲处在一个尴尬位置，”“如果母亲说出真相，”那些男社员就“会把我母亲看成一个出卖者，使我们一家老小在村里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可是，母亲不说，万一有人说了，我母亲就要提包庇的罪名……”除此之外，“我”特别担心母亲会被拉去游街示众。作为四年级的小学生，这些人生难题是他所难以承受的，这种恐惧是那个特定的时代留下的巨大阴影，经因了那段历史的人，在读了这些令人压抑的文字后，心情都会变得格外沉重起来。 作者是用近乎冷峻的语气讲述这一切的，这种不露声色的叙述更能让我们感受到隐藏其中的恐怖和压抑。故事讲完了，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读者摆脱了压抑，心理紧张得到了缓解。这样一来，阅读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快慰。 这篇小说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感人的母亲形象。现在有不少小说满足于讲一个漂亮的故事，与其说作者忽视了塑造人物的重要性，不如说他们根本不具备塑造人物的功力。这种功力不仅是文字方面的，更主要的是心灵深处的那种功力。小说中的母亲，丈夫去世了，她被迫与男劳力一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便挣到更多的工分，这是一种照顾。正是这种照顾让她饱尝了生活的艰难，作者用了大段的文字描述了母亲的吃苦耐劳，“我”躲在母亲看不见的地方偷看母亲干活，泪水模糊了双眼。这还不够，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写了母亲品质的高贵。在别人“偷秋”的时候，她会将鞋壳和口袋里的麦粒子全部磕出来抖出来才坦坦然然地往家里走去。在一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中，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这些细节也让人过目不忘。 但是，我觉得，母亲高贵的地方还在于她对杀猪事情的处理上。从故事的开始，她就被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是惟一一个没有参与杀猪的人，但她却是个旁观者。那头被杀的猪它的全称是“干部家的猪”，所以这件事就非同小可了。干部找她谈话，她并没有把那几个男劳力供出来。为什么？仅仅是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吗？不完全是。在小说的开头，我们看到的起坯的那一幕时，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些男人正在忍受着劳累和饥饿的折磨，他们毕竟普通人，打熬不住，所以杀了那头猪。他们做下了那件事后，坐卧不宁，看到干部叫走了母亲，他们“一个个脸色发乌，手梢儿都有些抖。”有的人竟然“腿一软，坐下了”，显得有些支持不住。他们还出来望风，“急切地等待我母亲走回家来”，这是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威胁。母亲明白，杀猪是不义之举，她曾对那几个男杀猪的男社员说，“当一个人，不能那样没出息，见东西就想吃，那不是跟猪一样了吗？”但最终，她还是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关于母亲如何应对公社干部的过程虽然被作者一笔带过，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母亲在与公社干部的对峙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这件平常之事，它的严重性被人为地夸大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母亲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和鲜明的立场，她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这正是母亲这个形象人性的闪光点。而完成这个形象最有力的一笔正是结尾埋掉猪肉的那个细节，到了这个时候，母亲血肉丰满的形象终于高高大大地站立起来。 我之所以说《枯水季节》有着丰富的社会容量，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的可能性。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事件的起因是一头猪的被杀，问题的关键是，这头猪是干部家的猪，如果是一般人的猪，顶多骂几句就算了，所以，这件事的实质并不是猪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中国人不是讲“打狗还得看主人”吗？那么你杀了干部家的猪，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说的背景大概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了，让人伤心的是，现在我国有些农村，那里的干部仍然可以一手遮天，对百姓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只要和今天的农村现实稍有接触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小说中有一段话让我感动，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有一个用得很滥的词，叫以身作则，这个词一般都是用在干部身上，好像只有干部才配用。这里，我大着胆子把这个词借用一下，我觉得我母亲才是真正的以身作则。我以为，如果没有强烈的爱与憎，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不知道读了这段话，那些不称职的干部会做何感想？ 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水，在枯水的季节，所有生命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的许多行为不能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判。从表面上看，小说写的不过是一件杀猪事件，其实质却是在写饥饿。我们固然不能为肇事者美言，但掩卷沉思，又不得不去反思那段历史。一个高明的小说家，他是不会代替作品人物说话，也不想包办读者的思考，他只提供一个让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让读者参与进来，共同完成对作品的再创造。这不仅增加了作品的空白，也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含量。在《枯水季节》里，作者对许多问题都是点到为止，却让我们想得更多、更远。 刘庆邦的小说向来是不露声色的，但读了他的小说，你又不能不为之震撼，这是否可以说正是优秀小说家的本事？刘勰说，情动而辞发，披文以入情，前者讲的是作者，后者指欣赏者，有了作者的“情动”，才有读者的“入情”。所以我们常说，要想感动别人，须先感动自己。好的小说都是心灵的产物，它的创作过程就是心血流淌的过程，刘庆邦就强调过小说的“含心量”，他的小说是用“心”写就的，他也赢得了读者的心。我们阅读这样的作品，正是和作者进行着心灵的交流与对话，是在寻觅一种心灵的共鸣和心灵的慰藉，是在感受人格力量的震撼，接受精神熏陶的幸福。如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小说的复制与滥造显示着文学的假繁荣，一方面又是优秀小说的告罄，这使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往往会遇上受骗上当的尴尬。读《枯水季节》这样的小说，我们是不会有这失望的，因为我们所获得的是美的享受、情感的陶冶以及对人生的体察和感悟，它使我们受益匪浅。
（dtzg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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