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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赫士列特在《论出游》中写道：“我走出城市恰恰是为了忘掉城市，以及那里的一切。有些人也曾为了这个目的而去了湖畔水滨，但却把整座城市都携带了去。”这的确是心杼独出的高论。 每每走到一个景点，就会发现人们总忘不了拿出从家中带来面包、水果、饮料、饼干、火腿肠，盒、听、罐、袋、瓶装的牛奶、果汁、矿泉水，袋装的瓜子、松子、葡萄干、大杏仁、开心果……还要带上卫生纸、餐巾纸、面巾纸，小通讯录、记事本、手机、电池、充电器、随身听、照相机、胶卷、摄象机，还有毛巾、浴巾、搓澡巾，再加牙膏、牙刷、香皂、香水、浴液、洗面奶，香烟、火机、剔须刀……只差没把家里的地毯揭了去，不，要带上一块铺的东西。只差没把家里的电视机带来，不，有的还要带上可以放映的微型VCD。总之，想把城里的生活搬到名山胜水这个大背景上来重新演示。因为他们想让天时、地利、人和都一起来。走的时候，再把那些在城里随手就丢的垃圾留下…… 于是，在山青水秀，天朗气清之处，就不难看到，那些吃得津津有味，喝得酒气熏天的人们；不难见歪歪斜斜，横气竖八的人们；不难见大声喧哗，指指划划的人们……于是，我又想起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想起“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人家欧阳修出游，还一再声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乐也”，可当年隋炀帝出行的气派，还有秦始皇出游的前呼后拥，都是纯粹的炫耀和铺张。其实，他们的谱摆得还不算多么标致，要说将出游整得轰轰烈烈，发挥到极致的，还要数人家大清帝国的真龙天子。 龙船一排几十里路远，龙船上是旗帜招展，声乐齐鸣，几里以外都声声入耳；沿途的大小官员跪地迎送，所有美味佳肴一应俱全；皇帝兴致所致，还要停舟下船，到沿途的繁庶都市停留驻足，甚至还要宠幸一下当地的美妙女子。看来，这种将自己的生活带着去出游的做法，也并非今人所首创，早在千年以前，古人就已经做得极其出类拔萃了。这样说来，国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职位，自己的影响，自己对别人的气指颐使，自己对物质的任意挥霍，自己对自然的随意支配都统统带了去，是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每每看到老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惜，常常的是惊愕与不解，疑惑之余则更多的是颔首与敬佩。不把城市带去旅游的意念，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悲耶？喜耶？ 自助游，虽已不是什么希奇的东西，但真正能做到的国人，应该说还是少数，因为国人把在青山绿水中享受世俗的生活当作最大的乐趣。总不能将城市的影子从自己的思想里，脑子里，行动上抹去，于是，前面提到的各种行为总不能与国人的出游脱离。如若，有谁背上一个小小的行囊远足，去茫茫戈壁，去荡荡沙漠，去天旷地阔的藏北无人区，恐怕引来的十有八九是周围人那看贼似的凝视，眼光里洋溢的全都是疑惑与不解——有病？没伴？手头太紧？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看到公路上，有身背行囊徒步旅行的人，也总有很多人要围拢了来，瞅上半天，以为是天外来客。是呀，国人没有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却有的是观察、议论、评价、褒贬、攻击、诅咒别人的空闲。我在吐鲁番曾遇到两个日本的小姑娘，每人身背一个小小的背包，胸前悬一个小小的摄象机，在大街边的小餐馆吃地道的新疆拉面。从她们不甚熟练的汉语中得知，她们最大的只有十五六岁，利用暑假来中国旅游已经二十多天。其中一个汉语稍好一点的对我们说，她喜欢这种轻轻松松的旅游活动，只有这样的出游才能真正的放松自己。我面对此情此景，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为这两个日本小朋友感到高兴，还是为我们的旅游观念感到痛心？ 我喜欢这种轻轻松松上路的做法，我喜欢这种无牵无挂的出游理念。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总是与大都市亲近不起来，总感到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反感与恐惧。总觉得——它是一个欲望无边的海洋，在那儿自由、正义、悠闲都会被淹没，那儿的自由、轻松都是待价而诂的稀有的东西。于是，我喜欢名山大川，喜欢沙漠海洋，总想用那儿的灵气和清爽冲洗身心深处的污浊与厌倦，想用那里的清风与秀水荡涤被城市污染了的耳膜和声带…… 世人带了城市去旅游，是想兼得自然与人文的双重欢乐，对城市的繁华与热闹，他们怀有无限的热爱与依恋；我是丢掉了城市去旅游，有时也带了城市去出行，目的却是将城市的喧嚣和荒芜丢弃，丢在那深深的山谷里，幽幽的森林里——带一点清凉走，带一点幽静走。 我深知，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天真与幼稚，我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何等的酸楚和迂腐，我知道，这样的信念，是多么的老土和不合时宜。但，我同样也深深地知道，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活得惬意——少些案牍的劳行，少些丝竹的乱耳，多些泉韵，多些风声，多些虫叫与鸟鸣…… 我总要评点那儿的山山水水，因为我喜欢；我总要注目那幽幽的苍苔和浅水中自由自在的鱼儿，因为我喜欢；我总要带些山间的野味回家，因为我喜欢。
（木末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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