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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钟书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从小他就接受经史子集的熏陶，在青年时期，他便成为一个出色的旧体诗诗人，陈石遗（陈衍）先生评价其旧体诗“……文字淹雅，不屑朽然张架子，喜冶诗，有性情，有兴会……”，由此可见，无论在知识体系上还是在创作情怀上，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很深的亲缘，然而，他的才学知识不仅限于此，一九三三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与其妻杨绛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非常重视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尽管他并不一定赞同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却非常重视他们的某些具体论断。故而使其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这个时期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 然而，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颇有研究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象林语堂那样的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现代观照。他为《中国年鉴》（1944－1945）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中国讽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1945年正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他对中国小说作出这样锐利的批判，鲜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创作心理意向：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从而呈现出与传统忧患意识常有的那种沉郁缠绵格调迥然不同的气质：觉醒和警悟。这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种书身上表现为：第一，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柏格森曾说“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钱钟书的《围城》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夸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为“侦查”时，都向孙柔嘉虚报当年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甚远，但在虚荣心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我认为钱钟书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以读过《围城》的人都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它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色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这一点，钱钟书与鲁迅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旧体诗中所流露出的传统忧患意识要比小说散文中浓烈得多。钱钟书的小说散文的色调以幽冷著称，情感浓度变化起伏不定，在遣怀，警世的不同文体选择中，他的小说散文中倒是少有传统忧患意识，更多的是深广的现代忧患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钱钟书在起点和终点上都鲜明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日趋激促和民族危难的日益深重，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雄沉浑浩的忧患意识又以千汇万状之势扑卷而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民生如芥，民族忍辱的时代，“大雅”初寂未定，哀怨又起骚人。在此再也没有可能对人生人类做哲学思考了，正如有学者所云：“充满苦难的中国社会，难以找出一间浮士德式的书斋，供知识者作哲学沉思了”。但是，作为大学教授的钱钟书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拥有相对宁静的书斋生涯，本人又是学贯中西有着很好哲学思维的学者型作家。这样，开始呈不断弱化之势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钟书创作中出现一次复归和反弹。在对生命存在的文化哲学反思上，鲁迅和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性弱质，但侧重有所不同，鲁迅着眼于它的阶级性和族类性，而钱钟书则究心于它的人类性。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坚强的斗士，荷戟于人生深处呐喊以醒世，那么钱钟书是一睿智之学者，执卷于人生边上欣然独笑以醒世。一个说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一个说是媚俗卖笑。这是真正觉醒者的冷笑，冷峻和尖刻，挚热而深沉。 第二，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己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钱钟书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类的意识，这种“类”不是阶层的职业的乃至民族的“类”，而是取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极大“类”。就以《围城》来说，在他的序言中这样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兴趣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两足无毛，圆颅方趾的人类。钱钟书执著地追求一种类性相通的精神境界。在人与人创造的文化层面上，人类创造物的精神属性有着比较彻底的同一性，在1945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诗》一文中，钱钟书称：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这也印证了他在别处对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激烈否定。钱钟书在《围城》里过深刻的譬况：“……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有来得及叫唤，彼此早已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这里不仅仅指男女违乖之象，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隔阂的象征。是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孤寂深刻敏感的表征。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境遇关注的另一表现是追求整个人类与外部世界（人物之间）高度合一的宇宙意识。这在《围城》里有很多的表现，如在全书的最后一段：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这个时间落伍的记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把人的感知和感情与钟的神秘连接，这与他在创作中强调的“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是一致的。
二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相比，钱钟书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深刻的洗礼，而他的作品又反而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钱钟书能达到“无痕有味”的境界，标明他完成了另一次心理转型：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心理转型。 其表现有艺术意向的意蕴化。钱钟书作品总体的阅读体验不是情兴的感兴，而是智性的警醒。它的主导不是取象传情，而是理蕴涵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强烈的情绪情感因素，而是说与理性色彩极浓的冷峻观照相比，情绪不再张扬，反而显得节制，情感也不那么抒张，反而显得敛聚。在钱钟书的艺术传达中，自觉地把哲理品格作为最高的追求，形象的描写逐渐向哲理品格的陶铸推移，从而呈现由形而下的形体性向形而上的精神性递进的趋势。不妨以《围城》的揭题的情形为例：
这船，依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报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围城》第一章第二段结句）
上述语句段落，音节铿锵，词采宏壮，其中腾涌的感情是丰盈而绵密，沉郁而昂扬。尤其是《围城》的尾声，诚如杨绛所评的令人“回肠荡气”。钱钟书创作的艺术情感峰值在结句出现的事实，充分说明他在创作过程中情感受抑的严重程度，没有前面过多的压抑，就不会有最后的反弹和喷薄。
三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型作家群最高的文学成就。他的创作可以视作为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偏见”——一个偏离文学发展主潮的作家隔岸观火照中发表的精审的见解。 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智性型作家如宗白华，许地山，冰心，废名，卞之琳，冯至，钱钟书等，其中不乏雄视一代之才，但终未能成大格局来力挽狂澜；梁实秋对文学纪律的谆谆告诫声，在山呼海啸的浪潮中微若蚊蝇，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迂执可笑。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 在此情形下，钱钟书旁逸出文学主题，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现代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而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不是以理节情式的平和敛抑，而是高歌入云的昂扬亢奋。而钱钟书恰恰相反，不是积极介入，而是相对冷静地观照，他不像鲁迅那样荷戟血刃，而是执卷旁观。这就造成一种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性而忽视文学社会教化功能性的理性的“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钱钟书不期然以“偏见”自况。 这种理性的偏见在钱钟书身上表现为有一定审美间距的刺透性观照，这种观照因而往往以从上到下俯视的方式出现，更具有一股审视的气势。刺透性的观照成为钱钟书的一种生存方式，严格来说，钱钟书的本色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个书评家，他一生都以一个书评家的面目出现，以评点的方式观人阅世。而他的文学创作又是对人生这本大书的评点，如他《写在人生边上》序文所云。因而刺透性的观照把作家的钱钟书与学者的钱钟书化通为一，也就是说在“化”这一层上，钱钟书的文学批评往往是一种创作，他的确创作又是一种批评。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钟书完成《围城》之后，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钟书自身的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钱钟书“紧”的心理障碍，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那么，这也是种心理障碍，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因而，钱钟书个人的创作心理障碍又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心理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就必然集体体验钱钟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另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宣泄的快感；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40年代钱钟书艺术创造在“紧”的态势中严重失常。但正如钱钟书收在一篇散文中说的“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可悲”。中国文学必须向着痛苦微笑，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
（lanz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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