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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乡里旧闻(一)

  梦中每迷还乡路,

  愈知晚途念桑梓。

  ——书衣文录

  度春荒

  我的家乡,邻近一条大河,树木很少,经常旱涝不收。在我幼年时,每年春季,粮食很缺,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树叶。

  春天,最早出土的,是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孩子们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成群结队到野外去,寻觅剜取像铜钱大小的这种野菜的幼苗。

  这种野菜,回家用开水一泼,搀上糠面蒸食,很有韧性。

  与此同时出土的是苣苣菜,就是那种有很白嫩的根,带一点苦味的野菜。但是这种菜,不能当粮食吃。

  以后,田野里的生机多了,野菜的品种,也就多了。有黄须菜,有扫帚苗,都可以吃。春天的麦苗,也可以救急,这是要到人家地里去偷来。

  到树叶发芽,孩子们就脱光了脚,在手心吐些唾沫,上到树上去。榆叶和榆钱,是最好的菜。柳芽也很好。在大荒之年,我吃过杨花。就是大叶杨春天抽出的那种穗子一样的花。这种东西,是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是很难闻的。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人恢复兽性。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目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战养战,三光政策,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但是因为共产党记取历史经验,重视农业生产,村里虽然有那么多青年人出去抗日,每年粮食的收成,还是能得到保证。党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虽然对这种政策,心里有些不满,他们还是积极经营的。抗日期间,我曾住在一家地主家里,他家的大儿子对我说:“你们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可怕遭遇,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79年12月

  村长

  这个村庄本来很小,交通也不方便,离保定一百二十里,离县城十八里。它有一个村长,是一家富农。我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的,还是委派的。但他家的正房里,悬挂着本县县长一个奖状,说他对维持地方治安有成绩,用镜框装饰着。平日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职务,他照样管理农事家务,赶集卖粮食。村里小学他是校董,县里督学来了,中午在他家吃饭。他手下另有一个“地方”,这个职务倒很明显,每逢征收钱粮,由他在街上敲锣呼喊。

  这个村长个子很小,脸也很黑,还有些麻子。他的穿著,比较讲究,在冬天,他有一件羊皮袄,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的右手总是提起皮袄右面的开襟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这样,他以为势派。

  他原来和“地方”的老婆姘靠着。“地方”出外很多年,回到家后,村长就给他一面铜锣,派他当了“地方”。

  在村子的最东头,有一家人卖油炸馃子,有好几代历史了。这种行业,好像并不成全人,每天天不亮,就站在油锅旁。男人们都得了痨病,很早就死去了。但女人就没事,因此,这一家有好几个寡妇。村长又爱上了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寡妇,就不大到“地方”家去了。

  可是,这个寡妇,在村里还有别的相好,因为村长有钱有势,其他人就不能再登上她家的门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民党政权南逃。这年秋季,地方大乱。一到夜晚,远近枪声如度岁。有绑票的,有自卫的。

  一天晚上,村长又到东头寡妇家去,夜深了才出来,寡妇不放心,叫她的儿子送村长回家。走到东街土地庙那里,从庙里出来几个人,用撅枪把村长打死在地,把寡妇的儿子也打死了。寡妇就这一个儿子,还是她丈夫的遗腹子。把他打死,显然是怕他走漏风声。

  村长头部中了数弹,但他并没有死,因为撅枪和土造的子弹,都没有准头和力量。第二天早上苏醒了过来。儿子把他送到县城医治枪伤,并指名告了村里和他家有宿怨的几个农民。当时的政权是维持会,土豪劣绅管事,当即把几个农民抓到县里,并带了镣。八路军到了,才释放出来。

  村长回到村里,五官破坏,面目全非。深居简出,常常把一柄大铡刀放在门边,以防不测。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占据县城,地方又大乱。一个夜晚,村长终于被绑架到村南坟地,割去生殖器,大卸八块。村长之死,从政治上说,是打击封建恶霸势力。这是村庄开展阶级斗争的序幕。

  那个寡妇,脸上虽有几点浅白麻子,长得却有几分人才,高高的个儿,可以说是亭亭玉立。后来,村妇救会成立,她是第一任的主任,现在还活着。死去的儿子,也有一个遗腹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村长的孙子孙女,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后来都是干部。

  1979年12月

  凤池叔

  凤池叔就住我家的前邻。在我幼年时,他盖了三间新的砖房。他有一个叔父,名叫老亭。在本地有名的联庄会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他伤了一只眼,从前线退了下来,小队英国兵追了下来,使全村遭了一场浩劫,有一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被鬼子轮奸致死。这位妇女,死后留下了不太好的名声,村中的妇女们说:她本来可以跑出去,可是她想发洋人的财,结果送了命。其实,并不一定是如此的。

  老亭受了伤,也没有留下什么英雄的称号,只是从此名字上加了一个字,人们都叫他瞎老亭。

  瞎老亭有一处宅院,和凤池叔紧挨着,还有三间土坯北房。他为人很是孤独,从来也不和人们来往。我们住得这样近,我也不记得在幼年时,到他院里玩耍过,更不用说到他的屋子里去了。我对他那三间住房,没有丝毫的印象。

  但是,每逢从他那低矮颓破的土院墙旁边走过时,总能看到,他那不小的院子里,原是很吸引儿童们的注意的。他的院里,有几棵红枣树,种着几畦瓜菜,有几只鸡跑着,其中那只大红公鸡,特别雄壮而美丽,不住声趾高气扬地啼叫。

  瞎老亭总是一个人坐在他的北屋门口。他呆呆地直直地坐着,坏了的一只眼睛紧紧闭着,面容愁惨,好像总在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这种形态,儿童们一见,总是有点害怕的,不敢去接近他。

  我特别记得,他的身旁,有一盆夹竹桃,据说这是他最爱惜的东西。这是稀有植物,整个村庄,就他这院里有一棵,也正因为有这一棵,使我很早就认识了这种花树。

  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到他那里去。只有他前邻的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并且半公开的,在夜间和他作伴。

  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

  “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

  瞎老亭死了以后,凤池叔以亲侄子的资格,继承了他的财产。拆了那三间土坯北房,又添上些钱,在自己的房基上,盖了三间新的砖房。那时,他的母亲还活着。

  凤池叔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我完全不记得,可能死得很早。凤池叔长得身材高大,仪表非凡,他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袍,步履庄严地走着。我时常想,如果他的运气好,在军队上混事,一定可以带一旅人或一师人。如果是个演员,扮相一定不亚于武生泰斗杨小楼那样威武。

  可是他的命运不济。他一直在外村当长工。行行出状元,他是远近知名的长工:不只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

  他赶几套的骡马,总是有条不紊,他从来也不像那些粗劣的驭手,随便鸣鞭、吆喝,以至虐待折磨牲畜。他总是若无其事地把鞭子抱在袖筒里,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不动声色,就完成了驾驭的任务。这一点,是很得地主们的赏识的。

  但是,他在哪一家也呆不长久,最多二年。这并不是说他犯有那种毛病:一年勤,二年懒,三年就把当家的管。主要是他太傲慢,从不低声下气。另外,车马不讲究他不干,哪一个牲口不出色,不依他换掉,他也不干。另外,活当然干得出色,但也只是大秋大麦之时,其余时间,他好参与赌博,交结妇女。

  因此,他常常失业家居。有一年冬天,他在家里闲着,年景又不好,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没有吃的了,有些本院的长辈,出于怜悯,问他:

  “凤池,你吃过饭了吗?”

  “吃了!”他大声地回答。

  “吃的什么?”

  “吃的饺子!”

  他从来也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也从不偷盗,穿著也从不减退。

  到过他的房间的人,知道他是家徒四壁,什么东西也卖光了的。

  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女的,藏在他的屋里,最初谁也不知道。一天夜间,这个妇女的本夫带领一些乡人,找到这里,破门而入。凤池叔从炕上跃起,用顶门大棍,把那个本夫,打了个头破血流,一群人慑于威势,大败而归,沿途留下了不少血迹。那个妇女也呆不住,从此不知下落。

  凤池叔不久就卖掉了他那三间北房。土改时,贫民团又把这房分给了他。在他死以前,他又把它卖掉了,才为自己出了一个体面的、虽属光棍但谁都乐于帮忙的殡,了此一生。

  1979年12月

  干巴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干巴要算是最穷最苦的人了。他的老婆,前几年,因为产后没吃的死去了,留下了一个小孩。

  最初,人们都说是个女孩,并说她命硬,一下生就把母亲克死了。过了两三年,干巴对人们说,他的孩子不是女孩,是个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变儿。

  干巴好不容易按照男孩子把他养大,这孩子也渐渐能帮助父亲做些事情了。他长得矮弱瘦小,可也能背上一个小筐,到野地里去拾些柴禾和庄稼了。其实,他应该和女孩子们一块去玩耍、工作。他在各方面,都更像一个女孩子。但是,干巴一定叫他到男孩子群里去。男孩子是很淘气的,他们常常跟小变儿起哄,欺侮他:

  “来,小变儿,叫我们看看,又变了没有?”

  有时就把这孩子逗哭了。这样,他的性情、脾气,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变态:孤僻,易怒。他总是一个人去玩,到其他孩子不乐意去的地方拾柴、拣庄稼。

  这个村庄,每年夏天,好发大水,水撤了,村边一些沟里、坑里,水还满满的。每天中午,孩子们好聚到那里凫水,那是非常高兴和热闹的场面。

  每逢小变儿走近那些沟坑,在其中游泳的孩子们,就喊:

  “小变儿,脱了裤子下水吧!来,你不敢脱裤子!”

  小变儿就默默地离开了那里。但天气实在热,他也实在愿意到水里去洗洗玩玩。有一天,人们都回家吃午饭了,他走到很少有人去的村东窑坑那里,看看四处没有人,脱了衣服跳进去。这个坑的水很深,一下就灭了顶,他喊叫了两声,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就淹死了。

  这样,干巴就剩下孤身一人,没有了儿子。

  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没有田地,也可以说没有房屋,他那间小屋,是很难叫做房屋的。他怎样生活?他有什么职业呢?

  冬天,他就卖豆腐,在农村,这几乎可以不要什么本钱。

  秋天,他到地里拾些黑豆、黄豆,即使他在地头地脑偷一些,人们都知道他寒苦,也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忍去说他。

  他把这些豆子,做成豆腐,每天早晨挑到街上,敲着梆子,顾客都是拿豆子来换,很快就卖光了。自己吃些豆腐渣,这个冬天,也就过去了。

  在村里,他还从事一种副业,也可以说是业余的工作。那时代,农村的小孩子,死亡率很高。有的人家,连生五、六个,一个也养不活。不用说那些大病症,比如说天花、麻疹、伤寒,可以死人;就是这些病症,比如抽风、盲肠炎、痢疾、百日咳,小孩子得上了,也难逃个活命。

  母亲们看着孩子死去了,掉下两点眼泪,就去找干巴,叫他帮忙把孩子埋了去。干巴赶紧放下活计,背上铁铲,来到这家,用一片破炕席或一个破席锅盖,把孩子裹好,挟在腋下,安慰母亲一句:

  “他婶子,不要难过。我把他埋得深深的,你放心吧!”

  就走到村外去了。

  其实,在那些年月,母亲们对死去一个不成年的孩子,也不很伤心,视若平常。因为她们在生活上遇到的苦难太多,孩子们累得她们也够受了。

  事情完毕,她们就给干巴送些粮食或破烂衣服去,酬谢他的帮忙。

  这种工作,一直到干巴离开人间,成了他的专利。

  1979年12月

  木匠的女儿

  这个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应该说是那条东西街,其实也不到半里长。街的两头,房舍比较整齐,人家过的比较富裕,接连几户都是大梢门。

  进善家的梢门里,分为东西两户,原是兄弟分家,看来过去的日子,是相当势派的,现在却都有些没落了。进善的哥哥,幼年时念了几年书,学得文不成武不就,种庄稼不行,只是练就一笔好字,村里有什么文书上的事,都是求他。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不过红事喜帖,白事丧榜之类。进善幼年就赶上日子走下坡路,因此学了木匠,在农村,这一行业也算是高等的,仅次于读书经商。

  他是在束鹿旧城学的徒。那里的木匠铺,是远近几个县都知名的,专做嫁妆活。凡是地主家聘姑娘,都先派人丈量男家居室,陪送木器家具。只有内间的叫做半套;里外两间都有的,叫做全套。原料都是杨木,外加大漆。

  学成以后,进善结了婚,就回家过日子来了。附近村庄人家有些零星木活,比如修整梁木,打做门窗,成全棺材,就请他去做,除去工钱,饭食都是好的,每顿有两盘菜,中午一顿还有酒喝。闲时还种几亩田地,不误农活。

  可是,当他有了一儿一女以后,他的老婆因为过于劳累,得肺病死去了。当时两个孩子还小,请他家的大娘带着,过不了几年,这位大娘也得了肺病,死去了。进善就得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这样一来,原来很是精神利索的进善,就一下变得愁眉不展,外出做活也不方便,日子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女儿是头大的,名叫小杏。当她还不到十岁,就帮着父亲做事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出息得像个大人。长得很俊俏,眉眼特别秀丽,有时在梢门口大街上一站,身边不管有多少和她年岁相仿的女孩儿们,她的身条容色,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幸。越长的好,其不幸的可能就越多。她们那幼小的心灵,先是向命运之神应战,但多数终归屈服于它。在绝望之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

  她希望能找到一门好些的婆家,但等她十七岁结了婚,不只丈夫不能叫她满意,那位刁钻古怪的婆婆,也实在不能令人忍受。她上过一次吊,被人救了下来,就长年住在父亲家里。

  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

  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耻辱,有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

  进善常去给富裕人家做活,因此结识了那些人家的游手好闲的子弟。其中有一家在村北头开油坊的少掌柜,他常到进善家来,有时在夜晚带一瓶子酒和一只烧鸡,两个人喝着酒,他撕一些鸡肉叫小杏吃。不久,就和小杏好起来。赶集上庙,两个人约好在背静地方相会,少掌柜给她买个烧饼裹肉,或是买两双袜子送给她。虽说是少女的纯洁,虽说是廉价的爱情,这里面也有倾心相与,也有引诱抗拒,也有风花雪月,也有海誓山盟。

  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去依靠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

  她家对门有一位在县里当教育局长的,她和他靠上了,局长回家,就住在她家里。

  一九三七年,这一带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南方,局长也跟着走了。成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县长常到这村里来,有时就在进善家吃饭住宿。日子长了,和这一家人都熟识了,小杏又和这位县长靠上,她的弟弟给县长当了通讯员,背上了盒子枪。

  一九三八年冬天,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屯集在河南省的国民党军队张荫梧部,正在实行曲线救国,配合日军,企图消灭八路军。那位局长,跟随张荫梧多年了,有一天,又突然回到了村里。他回到村庄不多几天,县城的日军和伪军,“扫荡”了这个村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到大街上,在街头一棵槐树上,烧死了抗日村长。日本人在各家搜索时,在进善的女儿房中,搜出一件农村少有的雨衣,就吊打小杏,小杏说出是那位局长穿的,日本人就不再追究,回县城去了。日本人走时,是在黄昏,人们惶惶不安地刚吃过晚饭,就听见街上又响起枪来。随后,在村东野外的高沙岗上,传来了局长呼救的声音。好像他被绑了票,要乡亲们快凑钱搭救他。深夜,那声音非常凄厉。这时,街上有几个人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借钱,家家都早已插门闭户了。交了钱,并没得买下局长的命,他被枪毙在高岗之上。

  有人说,日本这次“扫荡”,是他勾引来的,他的死刑是“老八”执行的。他一回村,游击组就向上级报告了。可是,如果他不是迷恋小杏,早走一天,可能就没事……

  日本人四处安插据点,在离这个村庄三里地的子文镇,盖了一个炮楼,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的主力西撤了。汉奸活跃起来,抗日政权转入地下,抗日县长,只能在夜间转移。抗日干部被捕的很多,有的叛变了。有人在夜里到小杏家,找县长,并向他劝降。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县长,本来是个绔绔子弟,经不起考验,但他不愿明目张胆地投降日本,通过亲戚朋友,到敌占区北平躲身子去了。

  小杏的弟弟,经过一些坏人的引诱怂恿,带着县长的两支枪,投降了附近的炮楼,当了一名伪军。他是个小孩子,每天在炮楼下站岗,附近三乡五里,都认识他,他却坏下去的很快,敲诈勒索,以至奸污妇女。他那好吃懒做的大伯,也仗着侄儿的势力,在村中不安分起来。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根据地形势稍有转机时,八路军夜晚把他掏了出来,枪毙示众。

  小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那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

  进善也很快就老了。但他是个乐天派,并没有倒下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县里要为死难的抗日军民,兴建一座纪念塔,在四乡搜罗能工巧匠。虽然他是汉奸家属,但本人并无罪行。村里推荐了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雕刻塔上飞檐门窗的任务。这些都是木工细活,附近各县,能有这种手艺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塔建成以后,前来游览的人,无不对他的工艺啧啧称赞。

  工作之暇,他也去看了看石匠们,他们正在叮叮当当,在大石碑上,镌刻那些抗日烈士的不朽芳名。

  回到家来,他孤独一人,不久就得了病,但人们还常见他拄着一根木棍出来,和人们说话。不久,村里进行土地改革,他过去相好那些人,都被划成地主或富农,他也不好再去找他们。又过了两年,才死去了。

  1980年9月21日晨

  老刁

  老刁,河北深县人,他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家是安平县。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就把安平人引为同乡,我比他低两年级,他对幼小同乡,尤其热情。他有一条腿不大得劲,长得又苍老,那时人们就都叫他老刁。

  他在育德中学的师范班毕业以后,曾到安新冯村,教过一年书,后来到北平西郊的黑龙潭小学教书。那时我正在北平失业,曾抱着一本新出版的《死魂灵》,到他那里住了两天。

  有一年暑假,我们为了找职业都住在保定母校的招待楼里,那是一座碉堡式的小楼。有一天,他同另一位同学出去,回来时,非常张惶,说是看见某某同学被人捕去了。那时捕去的学生,都是共产党。

  过了几年,爆发了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同陈肇同志,要过路西去,在安平县西南地区,遇到了他。当听说他是安平县的“特委”时,我很惊异。我以为他还在北平西郊教书,他怎么一下子弄到这么显赫的头衔。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当然不便细问。因为过路就是山地,我同老陈把我们骑来的自行车交给他,他给了我们一人五元钱,可见他当时经济上的困难。

  那一次,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

  “游击队正在审人打人,我在那里坐不住。”

  敌人占了县城,我想可能审讯的是汉奸嫌疑犯吧。

  一九四一年,我从山地回到冀中。第二年春季,我又要过路西去,在七地委的招待所,见到了他。当时他好像很不得意,在我的住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也使我很惊异,怎么他一下又变得这么消沉?

  一九四六年夏天,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住在河间临街的一间大梢门洞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街上闲立着,从西面来了一辆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人,脚一拐一拐的,一看正是老刁。我把他拦请到我的床位上,请他休息一下。记得他对我说,要找一个人,给他写个历史证明材料。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安志诚先生的地址,安先生原是我们在中学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住处,他就又赶路去了,我好像也忘记问他,是要到哪里去?看样子,他在一直受审查吗?

  又一次我回家,他也从深县老家来看我,我正想要和他谈谈,正赶上我母亲那天叫磨扇压了手,一家不安,他匆匆吃过午饭就告辞了。我往南送他二三里路,他的情绪似乎比上两次好了一些。他说县里可能分配他工作。后来听说,他在县公安局三股工作,我不知道公安局的分工细则,后来也一直没有见过他。没过两年,就听说他去世了。也不过四十来岁吧。

  我的老伴对我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我不在家,有一天老刁到村里来了,到我家看了看,并对村干部们说,应该对我的家庭,有些照顾。他带着一个年轻女秘书,老刁在炕上休息,头枕在女秘书的大腿上。老伴说完笑了笑。一九四八年,我到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县里开会时,我曾托区干部,对老刁的家庭,照看一下。我还曾路过他的村庄,到他家里去过一趟。院子里空荡荡的,好像并没有找到什么人。

  事隔多年,我也行将就木,觉得老刁是个同学又是朋友,常常想起他来,但对他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总是不大清楚,像一个谜一样。

  1980年9月21日晚

  菜虎

  东头有一个老汉,个儿不高,膀乍腰圆,卖菜为生。人们都叫他菜虎,真名字倒被人忘记了。这个虎字,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是说他以菜为衣食之道罢了。他从小就干这一行,头一天推车到滹沱河北种菜园的村庄趸菜,第二天一早,又推上车子到南边的集市上去卖。因为南边都是旱地种大田,青菜很缺。

  那时用的都是独木轮高脊手推车,车两旁捆上菜,青枝绿叶,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活的菜畦。

  一车水菜分量很重,天暖季节他总是脱掉上衣,露着油黑的身子,把绊带套在肩上。遇见沙土道路或是上坡,他两条腿叉开,弓着身子,用全力往前推,立时就是一身汗水。但如果前面是硬整的平路,他推得就很轻松愉快了,空行的人没法赶过他去。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那车子发出连续的有节奏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扭——

  吱扭扭。他的臀部也左右有节奏地摆动着。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有时这种声音,从几里地以外就能听到。他的老伴,坐在家里,这种声音从离村很远的路上传来。有人说,菜虎一过河,离家还有八里路,他的老伴就能听见他推车的声音,下炕给他做饭,等他到家,饭也就熟了。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人们一听到这声音,就说:“菜虎回来了。”

  有一年七月,滹沱河决口,这一带发了一场空前的洪水,庄稼全都完了,就是半生半熟的高粱,也都冲倒在地里,被泥水浸泡着。直到九、十月间,已经下过霜,地里的水还没有撤完,什么晚庄稼也种不上,种冬麦都有困难。这一年的秋天,颗粒不收,人们开始吃村边树上的残叶,剥下榆树的皮,到泥里水里捞泥高粱穗来充饥,有很多小孩到撤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还挖一种泥块,叫做“胶泥沉儿”,是比胶泥硬,颜色较白的小东西,放在嘴里吃。这原是营养植物的,现在用来营养人。

  人们很快就干黄干瘦了,年老有病的不断死亡,也买不到棺木,都用席子裹起来,找干地方暂时埋葬。

  那年我七岁,刚上小学,小学也因为水灾放假了,我也整天和孩子们到野地里去捞小鱼小虾,捕捉蚂蚱、蝉和它的原虫,寻找野菜,寻找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东西。常在一起的,就有菜虎家的一个小闺女,叫做盼儿的。因为她母亲有痨病,长年喘嗽,这个小姑娘长得很瘦小,可是她很能干活,手脚利索,眼快;在这种生活竞争的场所,她常常大显身手,得到较多较大的收获,这样就会有争夺,比如一个蚂蚱、一棵野菜,是谁先看见的。

  孩子们不懂事,有时问她: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她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

  “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孩子们听了,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极了,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忽然在远处高坡上,出现了几个外国人,有男有女,男的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留着大胡子,女的穿着裙子,披着金黄色的长发。

  “鬼子来了。”孩子们站起来。

  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座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

  又过了不久,传说菜虎一家在了教。又有一天,母亲回到家来对我说:

  “菜虎家把闺女送给了教堂,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愁饿死了。”

  我当时听了很难过,问母亲:

  “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回答。

  可是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但我们这个村庄确实就只有她一个人。

  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早死了。

  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推动起来,是没有多少声音的。

  1980年9月29日晨

  光棍

  幼年时,就听说大城市多产青皮、混混儿,斗狠不怕死,在茫茫人海中成为谋取生活的一种道路。但进城后,因为革命声势,此辈已销声敛迹,不能见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行施其伎俩。十年动乱之期,流氓行为普及里巷,然已经“发迹变态”,似乎与前所谓混混儿者,性质已有悬殊。

  其实,就是在乡下,也有这种人物的。十里之乡,必有仁义,也必有歹徒。乡下的混混儿,名叫光棍。一般的,这类人幼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长大了,有些聪明,不甘心受苦。他们先从赌博开始,从本村赌到外村,再赌到集市庙会。他们能在大戏台下,万人围聚之中,吆三喝四,从容不迫,旁若无人,有多大的输赢,也面不改色。当在赌场略略站住脚步,就能与官面上勾结,也可能当上一名巡警或是衙役。从此就可以包办赌局,或窝藏娼妓。这是顺利的一途。

  其在赌场失败者,则可以下关东,走上海,甚至报名当兵,在外乡流落若干年,再回到乡下来。

  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幼年随人到了上海,做织布徒工。失业后,没有饭吃,他趸了几个西瓜到街上去卖,和人争执起来,他手起刀落,把人家头皮砍破,被关押了一个月。出来后,在上海青红帮内,也就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他究竟是一个农民,家里还有一点点恒产,不到中年就回家种地,也娶妻生子,在村里很是安分。这是偶一尝试,又返回正道的一例,自然和他的祖祖辈辈的“门风”有关。

  在大街当中,有一个光棍名叫老索,他中年时官至县城的巡警,不久废职家居,养了一笼画眉。这种鸟儿,在乡下常常和光棍作伴,可能它那种霸气劲儿,正是主人行动的陪衬。

  老索并不鱼肉乡里,也没人去招惹他。光棍一般的并不在本村为非作歹,因为欺压乡邻,将被人瞧不起,已经够不上光棍的称号。但是,到外村去闯光棍,也不是那么容易。相隔一里地的小村庄,有一个姓曹的光棍,老索和他有些输赢账。有一天,老索喝醉了,拿了一把捅猪的长刀,找到姓曹的门上。声言:“你不还账,我就捅了你。”姓曹的听说,立时把上衣一脱,拍着肚脐说:“来,照这个地方。”老索往后退了一步,说:“要不然,你就捅了我。”姓曹的二话不说,夺过他的刀来就要下手。老索转身往自己村里跑,姓曹的一直追到他家门口。乡亲拦住,才算完事。从这一次,老索的光棍,就算“栽了”。

  他雄心不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他生了三个儿子,起名虎、豹、熊。姓曹的光棍穷得娶不上妻子,老索希望他的儿子能重新建立他失去的威名。

  三儿子很早就得天花死去了,少了一个熊。大儿子到了二十岁,娶了一门童养媳,二儿子长大了,和嫂子不清不楚。

  有一天,弟兄两个打起架来,哥哥拿着一根粗大杠,弟弟用一把小鱼刀,把哥哥刺死在街上。在乡下,一时传言,豹吃了虎。村里怕事,仓促出了殡,民不告,官不究,弟弟到关东去躲了二年,赶上抗日战争,才回到村来。他真正成了一条光棍。那时村里正在成立农会,声势很大,村两头闹派性,他站在西头一派,有一天,在大街之上,把新任的农会主任,撞倒在地。在当时,这一举动,完全可以说成是长地富的威风,但一查他的三代,都是贫农,就对他无可奈何。我们有很长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代替法律的。他和嫂嫂同居,一直到得病死去。他嫂子现在还活着,有一年我回家,清晨路过她家的小院,看见她开门出来,风姿虽不及当年,并不见有什么愁苦。

  这也是一种门风,老索有一个堂房兄弟名叫五湖。我幼年时,他在街上开小面铺,兼卖开水。他用竹簪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就像道士一样。他养着一匹小毛驴,就像大个山羊那么高,但鞍镫铃铛齐全,打扮得很是漂亮。我到外地求学,曾多次向他借驴骑用。

  面铺的后边屋子里,住着他的寡嫂。那是一位从来也不到屋子外面的女人,她的房间里,一点光线也没有。她信佛,挂着红布围裙的迎门桌上,长年香火不断。这可能是避人耳目,也可能是忏悔吧。

  据老年人说,当年五湖也是因为这个女人把哥哥打死的,也是到关东躲了几年,小毛驴就是从那里骑回来的。五湖并不像是光棍,他一本正经,神态岸然,倒像经过修真养性的人。乡人尝谓:如果当时有人告状,五湖受到法律制裁,就不会再有虎豹间的悲剧。

  1980年10月5日

 
  2002-07-15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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