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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乡里旧闻(二)

  外祖母家

  外祖母家是彪冢村,在滹沱河北岸,离我们家有十四五里路。当我初上小学,夜晚温书时,母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母亲姐妹四人,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是最大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只种着三亩当来的地,一家八口人,全仗着织卖土布生活。外祖母、母亲、二姨,能上机子的,轮流上机子织布。三姨、四姨,能帮着经、纺的,就帮着经、纺。人歇马不歇,那张停放在外屋的木机子,昼夜不闲着,这个人下来吃饭,那个人就上去织。外祖父除种地外,每个集日(郎仁镇)背上布去卖,然后换回线子或是棉花,赚的钱就买粮食。

  母亲说,她是老大,她常在夜间织,机子上挂一盏小油灯,每每织到鸡叫。她家东邻有个念书的,准备考秀才,每天夜里,大声念书,声闻四邻。母亲说,也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书,只听着隔几句,就“也”一声,拉的尾巴很长,也是一念就念到鸡叫。可是这个人念了多少年,也没有考中。正像外祖父一家,织了多少年布,还是穷一样。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当时我虽然不明白,其目的是为了什么,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生也没有忘记。是鼓励我用功吗?好像也没有再往下说;是回忆她出嫁前的艰难辛苦的生活经历吧。

  这架老织布机,我幼年还见过,烟熏火燎,通身变成黑色的了。

  外祖父的去世,我不记得。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记得大舅父已经下了关东。二舅父十几岁上就和我叔父赶车拉脚。

  后来遇上一年水灾,叔父又对父亲说了一些闲话,我父亲把牲口卖了,二舅父回到家里,没法生活。他原在村里和一个妇女相好,女的见从他手里拿不到零用钱,就又和别人好去了。二舅父想不开,正当年轻,竟悬梁自尽。

  大舅父在关东混了二十多年,快五十岁才回到家来。他还算是本分的,省吃俭用,带回一点钱,买了几亩地,娶了一个后婚,生了一个儿子。

  大舅父在关外学会打猎,回到老家,他打了一条鸟枪,春冬两闲,好到野地里打兔子。他枪法很准,有时串游到我们村庄附近,常常从他那用破布口袋缝成的挂包里,掏出一只兔子,交给姐姐。母亲赶紧给地去做些吃食,他就又走了。

  他后来得了抽风病。有一天出外打猎,病发了,倒在大道上,路过的人,偷走了他的枪枝。他醒过来,又急又气,从此竟一病不起。

  我记得二姨母最会讲故事,有一年她住在我家,母亲去看外祖母,夜里我哭闹,她给我讲故事,一直讲到母亲回来。

  她的丈夫,也下了关东,十几年后,才叫她带着表兄找上去。

  后来一家人,在那里落了户。现在已经是人口繁衍了。

  1982年5月30日

  瞎周

  我幼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这个村庄的北头。门前一条南北大车道,从我家北墙角转个弯,再往前去就是野外了。斜对门的一家,就是瞎周家。

  那时,瞎周的父亲还活着,我们叫他和尚爷。虽叫和尚,他的头上却留着一个“毛刷”,这是表示,虽说剪去了发辫,但对前清,还是不能忘怀的。他每天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默默地抽着烟,显得很寂寞。

  他家的房舍,还算整齐,有三间砖北房,两间砖东房,一间砖过道,黑漆大门。西边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一块菜园,地方很不小。园子旁边,树木很多。其中有一棵臭椿树,这种树木虽说并不名贵,但对孩子们吸引力很大。每年春天,它先挂牌子,摘下来像花朵一样,树身上还长一种黑白斑点的小甲虫,名叫“椿象”,捉到手里,很好玩。

  听母亲讲,和尚爷,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年去世了。次子就是瞎周。他原先并不瞎,娶了媳妇以后,因为婆媳不和,和他父亲分了家,一气之下,走了关东。临行之前,在庭院中,大喊声言:

  “那里到处是金子,我去发财回来,天天吃一个肉丸的、顺嘴流油的饺子,叫你们看看。”

  谁知出师不利,到关东不上半年,学打猎,叫火枪伤了右眼,结果两只眼睛都瞎了。同乡们凑了些路费,又找了一个人把他送回来。这样来回一折腾,不只没有发了财,还欠了不少债,把仅有的三亩地,卖出去二亩。村里人都当做笑话来说,并且添油加醋,说哪里是打猎,打猎还会伤了自己的眼?是当了红胡子,叫人家对面打瞎的。这是他在家不行孝的报应,是生分畜类孩子们的样子!

  为了生活,他每天坐在只铺着一张席子的炕上,在裸露的大腿膝盖上,搓麻绳。这种麻绳很短很细,是穿铜钱用的,就叫钱串儿。每到集日,瞎周拄上一根棍子,拿了搓好的麻绳,到集市上去卖了,再买回原麻和粮食。

  他不像原先那样活泼了。他的两条眉毛,紧紧锁在一起,脑门上有一条直直立起的粗筋暴露着。他的嘴唇,有时咧开,有时紧紧闭着。有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更多的时候像是要哭。

  他很少和人谈话,别人遇到他,也很少和他打招呼。

  他的老婆,每天守着他,在炕的另一头纺线。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岁数和我相仿。

  我小时到他们屋里去过,那屋子里因为不常撩门帘,总有那么一种近于狐臭的难闻的味道。有个大些的孩子告诉我,说是如果在歇晌的时候,到他家窗前去偷听,可以听到他两口子“办事”。但谁也不敢去偷听,怕遇到和尚爷。

  瞎周的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豆腐西施。她在那里站着和人说话,总是不安定,前走两步,又后退两步。所说的话,就是小孩子也听得出来,没有丝毫的诚意。她对人没有同情,只会幸灾乐祸。

  和尚爷去世以前,瞎周忽然紧张了起来,他为这一桩大事,心神不安。父亲的产业,由他继承,是没有异议或纷争的。只是有一个细节,议论不定。在我们那里,出殡之时,孝子从家里哭着出来,要一手打幡,一手提着一块瓦,这块瓦要在灵前摔碎,摔得越碎越好。不然就会有许多说讲。管事的人们,担心他眼瞎,怕瓦摔不到灵前放的那块石头上,那会大杀风景,不吉利,甚至会引起哄笑。有人建议,这打幡摔瓦的事,就叫他的儿子去做。

  瞎周断然拒绝了,他说有他在,这不是孩子办的事。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孝心,一定会感动上天,他一定能把瓦摔得粉碎。至于孩子,等他死了,再摔瓦也不晚。

  他大概默默地做了很多次练习和准备工作,到出殡那天,果然,他一摔中的,瓦片摔得粉碎。看热闹的人们,几乎忍不住要拍手叫好。瞎周心里的洋洋得意,也按捺不住,形之于外了。

  他什么时候死去的,我因为离开家乡,就不记得了。他的女人现在也老了,也胡涂了。她好贪图小利,又常常利令智昏。有一次,她从地里拾庄稼回来,走到家门口,遇见一个人,抱着一只鸡,对她说:

  “大娘,你买鸡吗?”

  “俺不买。”

  “便宜呀,随便你给点钱。”

  她买了下来,把鸡抱到家,放到鸡群里面,又撒了一把米。

  等到儿子回来,她高兴地说:

  “你看,我买了一只便宜鸡。真不错,它和咱们的鸡,还这样合群儿。”

  儿子过来一看说:

  “为什么不合群?这原来就是咱家的鸡么!你遇见的是一个小偷。”

  她的儿子,抗日刚开始,也干了几天游击队,后来一改编成八路军,就跑回来了。他在集市上偷了人家的钱,被送到外地去劳改了好几年。她的孙子,是个安分的青年农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1982年5月31日上午续写毕

  楞起叔

  楞起叔小时,因没人看管,从大车上头朝下栽下来,又不及时医治——那时乡下也没法医治,成了驼背。

  他是我二爷的长子。听母亲说,二爷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好喝酒,喝醉了就搬个板凳,坐在院里拉板胡,自拉自唱。

  他家的宅院,和我家只隔着一道墙。从我记事时,楞起叔就给我一个好印象——他的脾气好,从不训斥我们。不只不训斥,还想方设法哄着我们玩儿。他会捕鸟,会编鸟笼子,会编蝈蝈葫芦,会结网,会摸鱼。他包管割坟草的差事,每年秋末冬初,坟地里的草衰白了,田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蝈蝈都逃到那混杂着荆棘的坟草里,平常捉也没法捉,只有等到割草清坟之日,才能暴露出来。这时的蝈蝈很名贵,养好了,能养到明年正月间。

  他还会弹三弦。我幼小的时候,好听大鼓书,有时也自编自唱,敲击着破升子底,当做鼓,两块破犁铧片当做板。楞起叔给我伴奏,就在他家院子里演唱起来。这是家庭娱乐,热心的听众只有三祖父一个人。

  因为身体有缺陷,他从小就不能掏大力气,但田地里的锄耪收割,他还是做得很出色。他也好喝酒,二爷留下几亩地,慢慢他都卖了。春冬两闲,他就给赶庙会卖豆腐脑的人家,帮忙烙饼。

  这种饭馆,多是联合营业。在庙会上搭一个长洞形的席棚。棚口,右边一辆肉车,左边一个烧饼炉。稍近就是豆腐脑大铜锅。棚子中间,并排放着一些方桌、板凳,这是客座。

  楞起叔工作的地方,是在棚底。他在那里安排一个锅灶,烙大饼。因为身残,他在灶旁边挖好一个二尺多深的圆坑,像军事掩体,他站在里面工作,这样可以免得老是弯腰。

  帮人家做饭,他并挣不了什么钱,除去吃喝,就是看戏方便。这也只是看夜戏,夜间就没人吃饭来了。他懂得各种戏文,也爱唱。

  因为长年赶庙会,他交往了各式各样的人。后来,他又“在了理”,听说是一个会道门。有一年,这一带遭了大水,水撤了以后,地变碱了,道旁墙根,都泛起一层白霜。他联合几个外地人,在他家院子里安锅烧小盐。那时烧小盐是犯私的,他在村里人缘好,村里人又都朴实,没人给他报告。就在这年冬季,河北一个村庄的地主家,在儿子新婚之夜,叫人砸了明火。报到县里,盗贼竟是住在楞起叔家烧盐的人们。

  他们逃走了,县里来人把楞起叔两口子捉进牢狱。

  在牢狱一年,他受尽了苦刑,冬天,还差点没有把脚冻掉。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事前事后也不知情。县里把他放了出来,养了很久,才能劳动。他的妻子,不久就去世了。

  他还是好喝酒,好赶集。一喝喝到日平西,人们才散场。

  然后,他拿着他那条铁棍,踉踉跄跄地往家走。如果是热天,在路上遇到一棵树,或是大麻子棵,他就倒在下面睡到天黑。

  逢年过节,要账的盈门,他只好躲出去。

  他脾气好,又乐观,村里有人叫他老软儿,也有人叫他孙不愁。他有一个儿子,抗日时期参了军。全国解放以后,楞起叔的生活是很好的。他死在邢台地震那一年,也享了长寿。

  1982年5月31日下午

  根雨叔

  根雨叔和我们,算是近枝。他家住在村西北角一条小胡同里,这条胡同的一头,可以通到村外。他的父亲弟兄两个,分别住在几间土甓北房里,院子用黄土墙围着,院里有几棵枣树,几棵榆树。根雨叔的伯父,秋麦常给人家帮工,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好像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他浑身黝黑,又干瘦,好像古庙里的木雕神像,被烟火熏透了似的。根雨叔的父亲,村里人都说他脾气不好,我们也很少和他接近。听说他的心狠,因为穷,在根雨还很小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弄到河北边,卖掉了。

  民国六年,我们那一带,遭了大水灾,附近的天主教堂,开办了粥厂,还想出一种以工代赈的家庭副业,叫人们维持生活。清朝灭亡以后,男人们都把辫子剪掉了,把这种头发接结起来,织成网子,卖给外国妇女作发罩,很能赚钱。教会把持了这个买卖,一时附近的农村,几乎家家都织起网罩来。所用工具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用一块小竹片作“制板”,再削一枝竹梭,上好头发,街头巷尾,年青妇女们,都在从事这一特殊的生产。

  男人们管头发和交货。根雨叔有十几岁了,却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织网罩,给人一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感觉。

  人家都把辫子剪下来卖钱了,他却逆潮流而动,留起辫子来。他的头发又黑又密,很快就长长了。他每天精心梳理,顾影自怜,真的可以和那些大辫子姑娘们媲美了。

  每天清早,他担着两只水筲,到村北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一路上,他“咦——咦”地唱着,那是昆曲《藏舟》里的女角唱段。

  不知为什么,织网罩很快又不时兴了。热热闹闹的场面,忽然收了场,人们又得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

  村里开了一家面坊,根雨叔就又去给人家磨面了。磨坊里安着一座脚打罗,在那时,比起手打罗,这算是先进的工具。根雨叔从早到晚在磨坊里工作,非常勤奋和欢快。他是对劳动充满热情的人,他在这充满秽气,挂满蛛网,几乎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的破棚子里,一会儿给拉磨的小毛驴扫屎填尿,一会儿拨磨扫磨,然后身靠南墙,站在罗床踏板上:

  踢踢跶,踢踢跶,踢跶踢跶踢踢跶……筛起面来。

  他的大辫子摇动着,他的整个身子摇动着,他的浑身上下都落满了面粉。他踏出的这种节奏,有时变化着,有时重复着,伴着飞扬洒落的面粉,伴着拉磨小毛驴的打嚏喷、撒尿声,伴着根雨叔自得其乐的歌唱,飘到街上来,飘到野外去。

  面坊不久又停业了,他又给本村人家去打短工,当长工。

  三十岁的时候,他娶了一房媳妇,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孝顺,忽然上吊死了。媳妇不久也因为吃不饱,得了疯病,整天蜷缩在炕角落里。根雨叔把大孩子送给了亲戚,媳妇也忽然不见了。人们传说,根雨叔把她领到远地方扔掉了。

  从此,就再也看不见他笑,更听不到他唱了。土地改革时,他得到五亩田地,精神好了一阵子,二儿子也长大成人,娶了媳妇。但他不久就又沉默了。常和儿子吵架。冬天下雪的早晨,他也会和衣睡倒在村北禾场里。终于有一天夜里,也学了他父亲的样子,死去了,薄棺浅葬。一年发大水,他的棺木冲到下水八里外一个村庄,有人来报信,他的儿子好像也没有去收拾。

  村民们说:一辈跟一辈,辈辈不错制儿。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

  1982年6月2日

  吊挂及其它

  吊挂

  每逢新年,从初一到十五,大街之上,悬吊挂。

  吊挂是一种连环画。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每四幅一组,串以长绳,横挂于街。每隔十几步,再挂一组。一条街上,共有十几组。

  吊挂的画法,是用白布涂一层粉,再用色彩绘制人物山水车马等等。故事多取材于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五代残唐或杨家将。其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与年画中的连环画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新年时,吊挂只是一种装饰,站立在下面的观赏者不多。因为妇女儿童,看不懂这些故事,而大人长者,已经看了很多年,都已经看厌了。吊挂经过多年风雪吹打,颜色已经剥蚀,过了春节,就又由管事人收起来,放到家庙里去了。吊挂与灯笼并称。年节时街上也挂出不少有绘画的纸灯笼,供人欣赏。杂货铺掌柜叫变吉的,每年在门前挂一个走马灯,小孩们聚下围观。

  锣鼓

  村里人,从地亩摊派,置买了一套锣鼓铙钹,平日也放在家庙里,春节才取出来,放在十字大街动用。每天晚上吃过饭,乡亲们集在街头,各执一器,敲打一通,说是娱乐,也是联络感情。

  其鼓甚大,有架。鼓手执大棒二,或击其中心,或敲其边缘,缓急轻重,以成节奏。每村总有几个出名的鼓手。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鼓载于车,鼓手立于旁,鼓棒飞舞,有各种花点,是最动人的。

  小戏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装,一人可演几个脚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

  富人家办丧事,则有老道念经。念经是其次,主要是吹奏音乐。这些道士,并不都是职业性质,很多是临时装扮成的,是农民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所奏为细乐,笙管云锣,笛子唢呐都有。

  最热闹的场面,是跑五方。道士们排成长队,吹奏乐器,绕过或跳过很多板凳,成为一种集体舞蹈。出殡时,他们在灵前吹奏着,走不远农民们就放一条板凳,并设茶水,拦路请他们演奏一番,以致灵车不能前进,延误埋葬。经管事人多方劝说,才得作罢。在农村,一家遇丧事,众人得欢心,总是因为平日文化娱乐太贫乏的缘故。

  大戏

  农村唱大戏,多为谢雨。农民务实,连得几场透雨,丰收有望,才定期演戏,时间多在秋前秋后。

  我的村庄小,记忆中,只唱过一次大戏。虽然只唱了一次,却是高价请来的有名的戏班,得到远近称赞。并一直传说:我们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惊人。事前,先由头面人物去“写戏”,就是订合同。到时搭好照棚戏台,连夜派车去“接戏”。我们村庄小,没有大牲口(骡马),去的都是牛车,使演员们大为惊异,说这种车坐着稳当,好睡觉。

  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气正在炎热,戏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挤进去就是一身透汗。而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此时刻,好表现一下力气,去“扒台板”看戏。所谓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脱,缠在腰里,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然后扒住台板,用背往后一靠。身后万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拥去。戏台照棚,为之动摇。管台人员只好大声喊叫,要求他稳定下来。他却得意洋洋,旁若无人地看起戏来。出来时,还是从台下钻出,并夸口说,他看见坤角的小脚了。在农村,看戏扒台板,出殡扛棺材头,都是小伙子们表现力气的好机会。

  唱大戏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亲朋;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歌谣,名叫“四大高兴”。其词曰:

  新年到,搭戏台,先生(学校老师)走,媳妇来。

  反之,为“四大不高兴”。其词为:

  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

  可见,在农村,唱大戏和过新年,是同样受到重视的。

  1982年7月

  疤增叔

  因为他生过天花,我们叫他疤增叔。堂叔一辈,还有一个名叫增的,这样也好区别。

  过去,我们村的贫苦农民,青年时,心气很高,不甘于穷乡僻壤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想远走高飞。老一辈的是下关东,去上半辈子回来,还是受苦,壮心也没有了。后来,是跑上海,学织布。学徒三年,回来时,总是穿一件花丝格棉袍,村里人称他们为上海老客。

  疤增叔是我们村去上海的第一个人。最初,他也真的挣了一点钱,汇到家里,盖了三间新北屋,娶了一房很标致的媳妇。人人羡慕,后来经他引进,去上海的人,就有好几个。

  疤增叔其貌不扬,幼小时又非常淘气,据老一辈说,他每天拉屎,都要到树杈上去。为人甚为精明,口才也好,见识又广。有一年寒假完了,我要回保定上学,他和我结伴,先到保定,再到天津,然后坐船到上海,这样花路费少一些。第一天,我们宿在安国县我父亲的店铺里。商店习惯,来了客人,总有一个二掌柜陪着说话。我在地下听着,疤增叔谈上海商业行情,头头是道,真像一个买卖人,不禁为之吃惊。

  到了保定,我陪他去买到天津的汽车票,不坐火车坐汽车,也是为的省钱。买了明天的汽车票,疤增叔一定叫汽车行给写个字据:如果不按时间开车,要加倍赔偿损失。那时的汽车行,最好坑人骗钱,这又是他出门多的经验,使我非常佩服。

  究竟他在上海干什么,村里也传说不一。有的说他给一家纺织厂当跑外,有的说他自己有几张机子,是个小老板。后来,经他引进到上海去的一个本家侄子回来,才透露了一点实情,说他有时贩卖白面(毒品),装在牙粉袋里,过关口时,就叫这个侄子带上。

  不久,他从上海带回一个小老婆,河南人,大概是跑到上海去觅生活的,没有办法跟了他。也有人说,疤增叔的二哥,还在打光棍,托他给找个人,他给找了,又自己霸占了,二哥并因此生闷气而死亡。

  又有一年,他从河南赶回几头瘦牛来,有人说他把白面藏在牛的身上,牛是白搭。究竟怎样藏法,谁也不知道。

  后来,他就没挣回过什么,一年比一年潦倒,就不常出门,在家里做些小买卖。有时还卖虾酱,掺上很多高粱糁子。

  家里娶的老伴,已经亡故。在上海弄回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中间一度离异,母子回了河南,后来又找回来,现在已长大成人,出去工作了。

  原来的房子,被大水冲塌,用旧砖垒了一间屋子,老两口就住在里面,谁也不收拾,又脏又乱。

  一年春节,人们夜里在他家赌钱。局散了以后,老两口吵了起来,老伴把他往门外一推,他倒在地下就死了。

  1983年9月3日

  秋喜叔

  秋喜叔的父亲,是个棚匠。家里有一捆一捆的苇席,一团一团的麻绳,一根大弯针,每逢庙会唱戏,他就被约去搭棚。

  这老人好喝酒,有了生意,他就大喝。而每喝必醉,醉了以后,他从工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进村就大骂,一直骂进家里。有时不进家,就倒在街上骂,等到老伴把他扶到家里,躺在炕上,才算完事。人们说,他是装的,借酒骂人,但从来没有人去拾这个碴儿,和他打架。

  他很晚的时候,才生下秋喜叔。秋喜叔并无兄弟姐妹,从小还算是娇生惯养的,也上了几年小学。

  十几岁的时候,秋喜叔跟着一个本家哥哥去了上海,学织布。不愿意干了,又没钱回不了家,就当了兵,从南方转到北方。那时我在保定上中学,有一天,他送来一条棉被,叫我放假时给他带回家里。棉被里里外外都是虱子,这可能是他在上海学徒三年的唯一剩项。第二天,又来了两个军人找我,手里拿着皮带,气势汹汹,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秋喜叔要逃跑,所以先把被子拿出来。他们要我到火车站他们的连部去对证。那时这种穿二尺半的丘八大爷们,是不好对付的,我没有跟他们走。好在这是学校,他们也无奈我何。

  后来,秋喜叔终于跑回家去,结了婚,生了儿子。抗日战争时,家里困难,他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又跑回来。

  秋喜叔的个性很强,在农村,他并不愿意一锄一镰去种地,也不愿推车担担去做小买卖。但他也不赌博,也不偷盗。

  在村里,他年纪不大,辈份很高,整天道貌岸然,和谁也说不来,对什么事也看不惯。躲在家里,练习国画。土改时,他从我家拿去一个大砚台,我回家时,他送了一幅他画的“四破”,叫我赏鉴。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他这样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家里地里的活儿,全靠他的老伴。那是一位任劳任怨,讲究三从四德的农村劳动妇女,整天蓬头垢面,钻在地里砍草拾庄稼。

  秋喜叔也好喝酒,但是从来不醉。也好骂街,但比起他的父亲来,就有节制多了。

  秋天,村北有些积水,他自制一根钓竿,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垂钓。其实谁也知道,那里面并没有鱼。

  他的儿子长大了,地里的活也干得不错,娶了个媳妇,也很能劳动,眼看日子会慢慢好起来。谁知这儿子也好喝酒,脾气很劣,为了一点小事,砍了媳妇一刀,被法院判了十五年徒刑,押到外地去了。

  从此,秋喜叔就一病不起,整天躺在炕上,望着挂满蛛网的屋顶,一句话也不说。谁也说不上他得的是什么病,三年以后才死去了。

  1983年9月2日下午

  大嘴哥

  幼小时,听母亲说,“过去,人们都愿意去店子头你老姑家拜年,那里吃得好。平常日子都不做饭,一家人买烧鸡吃。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谁也不去店子头拜年了,那里已经吃不上饭,就不用说招待亲戚了。”

  我没有赶上老姑家的繁盛时期,也没有去拜过年。但因为店子头离我们村只有三里地,我有一个表姐,又嫁到那里,我还是去玩过几次的。印象中,老姑家还有几间高大旧砖房,人口却很少,只记得一个疤眼的表哥,在上海织了几年布,也没有挣下多少钱,结不了婚。其次就是大嘴哥。

  大嘴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也没有赶上他家的鼎盛时期。他发育不良,还有些喘病,因此农活上也不大行,只能干一些零碎活。

  在我外出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渐渐上升为富农。自己没有主要劳力,除去雇一名长工外,还请一两个亲戚帮忙,大嘴哥就是这样来我们家的。

  他为人老实厚道,干活尽心尽力,从不和人争争吵吵。平日也没有花言巧语,问他一句,他才说一句。所以,我们虽然年岁相当,却很少在一块玩玩谈谈。我年轻时,也是世俗观念,认为能说会道,才是有本事的人;老实人就是窝囊人。

  在大嘴哥那一面,他或者想,自己的家道中衰,寄人篱下,和我之间,也有些隔阂。

  他在我们家,呆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土改,我家的田地分了出去,他才回到店子头去了。按当时的情况,他是一个贫农,可以分到一些田地。不过他为人孱弱,斗争也不会积极,上辈的成份又不太好,我估计他也得不到多少实惠。

  这以后,我携家外出,忙于衣食。父亲、母亲和我的老伴,又相继去世,没有人再和我念道过去的老事。十年动乱,身心交瘁,自顾不暇,老家亲戚,不通音问,说实在的,我把大嘴哥差不多忘记了。

  去年秋天,一个叔伯侄子从老家来,临走时,忽然谈到了大嘴哥。他现在是个孤老户。村里把我表姐的两个孩子找去,说:“如果你们照顾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后,他那间屋子,就归你们。”两个外甥答应了。

  我听了,托侄子带了十元钱,作为对他的问候。那天,我手下就只有这十元钱。

  今年春天,在石家庄工作的大女儿退休了,想写点她幼年时的回忆,在她寄来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

  在抗战期间,我们村南有一座敌人的炮楼。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扫荡,找事,查户口,每家门上都有户口册。有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到我们家查问父亲的情况。当时我和母亲,还有给我家帮忙的大嘴大伯在家。

  母亲正给弟弟喂奶,忽听大门给踢开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很凶的伪军问母亲,孙振海(我的小名——犁注。)到哪里去了?随手就把弟弟的被褥,用刺刀挑了一地。母亲壮了壮胆说,到祁州做买卖去了。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当时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给牲口喂草,他们以为是我家的人。伪军问:孙振海到哪里去了?大伯说不知道。他们把大伯吊在房梁上,用棍子打,打得昏过去了,又用水泼,大伯什么也没有说,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大伯解下来,母亲难过地说:叫你跟着受苦了。

  大女儿幼年失学,稍大进厂做工,写封信都费劲。她写的回忆,我想是没有虚假的。那么,大嘴哥还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抗战胜利,我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初进城那几年,我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从来没有找过我,也没有来过一次信。他见到和听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经过的急剧变化。他可能对自幼娇生惯养,不能从事生产的我,抱有同情和谅解之心。我自己是惭愧的。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变得麻痹,也有些冷漠了。

  1985年6月27日下午

  大根

  岳父只有两个女儿,和我结婚的,是他的次女。到了五十岁,他与妻子商议,从本县河北一贫家,购置一妾,用洋三百元。当领取时,由长工用粪筐背着银元,上覆柴草,岳父在后面跟着。到了女家,其父当场点数银元,并一一当当敲击,以视有无假洋。数毕,将女儿领出,毫无悲痛之意。岳父恨其无情,从此不许此妾归省。有人传言,当初相看时,所见者为其姐,身高漂亮,此女则瘦小干枯,貌亦不扬。村人都说:岳父失去眼窝,上了媒人的当。

  婚后,人很能干,不久即得一子,取名大根,大做满月,全家欢庆。第二胎,为一女孩,产时值夜晚,仓促间,岳父被墙角一斧伤了手掌,染破伤风,遂致不起。不久妾亦猝死,祸起突然,家亦中落。只留岳母带领两个孩子,我妻回忆:每当寒冬夜晚,岳母一手持灯,两个小孩拉着她的衣襟,像扑灯蛾似的,在那空荡荡的大屋子出出进进,实在悲惨。

  大根稍大以后,就常在我家。那时,正是抗日时期,他们家离据点近,每天黎明,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牵着他喂养的一只山羊,就从他们村里出来到我们村,黄昏时再回去。

  那时我在外面抗日。每逢逃难,我的老父带着一家老小,再加上大根和他那只山羊,慌慌张张,往河北一带逃去。在路上遇到本村一个卖烧饼果子的,父亲总是说:“把你那柜子给我,我都要了!”这样既可保证一家人不致挨饿,又可以作为掩护。

  平时,大根跟着我家长工,学些农活。十几岁上,他就努筋拔力,耕种他家剩下的那几亩土地了。岳母早早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几岁,很漂亮又很能干的媳妇,来帮他过日子。

  不久,岳母也就去世了。小小年纪,十几年间,经历了三次大丧事。

  大根很像他父亲,虽然没念什么书,却聪明有计算,能说,乐于给人帮忙和排解纠纷,在村里人缘很好。土改时,有人想算他家的旧账,但事实上已经很穷,也就过去了。

  他在村里,先参加了村剧团,演《小女婿》中的田喜,他本人倒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女婿。

  二十岁时,他已经有两个儿子,加上他妹妹,五口之家,实在够他巴结的。他先和人家合伙,在集市上卖饺子,得利有限。那些年,赌风很盛,他自己倒不赌,因为他精明,手头利索,有人请他代替推牌九,叫做枪手。有一次在我们村里推,他弄鬼,被人家看出来,几乎下不来台,念他是这村的亲戚,放他走了。随之,在这一行,他也就吃不开了。

  他好像还贩卖过私货,因为有一年,他到我家,问他二姐有没有过去留下的珍珠,他二姐说没有。

  后来又当了牲口经纪。他自己也养骡驹子,他说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文革”前,他二姐有病,他常到我家帮忙照顾,他二姐去世,这些年就很少来了。

  去年秋后,他来了一趟,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精神不减当年,相见之下,感慨万端。

  他有四个儿子,都已成家,每家五间新砖房,他和老伴,也是五间。有八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大儿子是大乡的书记,其余三个,也都在乡里参加了工作。家里除养一头大骡子,还有一台拖拉机。责任田,是他带着儿媳孙子们去种,经他传艺,地比谁家种得都好。一出动就是一大帮,过往行人,还以为是个没有解散的生产队。

  多年不来,我请他吃饭。

  “你还赶集吗?还给人家说合牲口吗?”席间,我这样问。

  “还去。”他说,“现在这一行要考试登记,我都合格。”

  “说好一头牲口,能有多大好处?”

  “有规定。”他笑了笑,终于语焉不详。

  “你还赌钱吗?”

  “早就不干了。”他严肃地说,“人老了,得给孩子们留个名誉,儿子当书记,万一出了事,不好看。”

  我说:“好好干吧!现在提倡发家致富,你是有本事的人,遇到这样的社会,可以大展宏图。”

  他叫我给他写一幅字,裱好了给他捎去。他说:“我也不贴灶王爷了,屋里挂一张字画吧。”

  过去,他来我家,走时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大门外,郑重告别。因为我老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再多了。

  1986年8月14日

  刁叔

  刁叔,是写过的疤增叔的二哥。大哥叫瑞,多年跑山西,做小买卖,为人有些流氓气,也没有挣下什么,还把梅毒传染给妻子,妻女失明,儿子塌鼻破嗓,他自己不久也死了。

  和我交往最多的,是刁叔。他比我大二十岁,但不把我当做孩子,好像我是他的一个知己朋友。其实,我那时对他,什么也不了解。

  他家离我家很近,住在南北街路西。砖门洞里,挂着两块贞节匾,大概是他祖母的事迹吧。那时他家里,只有他和疤增婶子,他一个人住在西屋。

  他没有正式上过学,但“习”过字。过去,村中无力上学,又有志读书的农民,冬闲时凑在一起,请一位能写会算的人,来教他们,就叫习字。

  他为人沉静刚毅,身材高大强健。家里土地很少,没有多少活儿,闲着的时候多。但很少见到他,像别的贫苦农民一样,背着柴筐粪筐下地,也没有见过他,给别人家打短工。

  他也很少和别人闲坐说笑,就喜欢看一些书报。

  那时乡下,没有多少书,只有我是个书呆子。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向我借书,总是亲自登门,讷讷启口,好像是向我借取金钱。

  我并不知道他喜欢看什么书,我正看什么,就常常借给他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借给他的是《浮生六记》。他很快就看完了,送回时,还是亲自登门,双手捧着交给我。书,完好无损。把书借给这种人,比现在借书出去,放心多了。

  我不知道他能看懂这种书不能,也没问过他读后有什么感想。我只是尽乡亲之谊,邻里之间,互通有无。

  他是一个光棍。旧日农村,如果家境不太好,老大结婚还有可能,老二就很难了。他家老三,所以能娶上媳妇,是因为跑了上海,发了点小财。这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提过了。

  我现在想:他看书,恐怕是为了解闷,也就是消遣吧。目前有人主张,文学的最大功能,最高价值,就是供人消遣。这种主张,很是时髦。其实,在几十年前,刁叔的读书,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也很早就明白这层道理了。看来并算不得什么新理论,新学说。

  刁叔家的对门,是秃小叔。秃小叔一只眼,是个富农,又是一家之主,好赌。他的赌,不是逢年过节,农村里那种小赌。是到设在戏台下面,或是外村的大宝局去赌。他为人,有些胆小,那时地面也确实不大太平,路劫、绑票的很多。每当他去赴宝局之时,他总是约上刁叔,给他助威仗胆。

  那种大宝局的场合、气氛,如果没有亲临过,是难以想象的。开局总是在夜间,做宝的人,隐居帐后;看宝的人,端坐帐前。一片白布,作为宝案,设于破炕席之上,幺、二、三、四四个方位,都压满了银元。赌徒们炕上炕下,或站或立,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烟雾迷蒙,汗臭难闻。胜败既分,有的甚至屁滚尿流,捶胸顿足。

  “免三!”一局出来了,看宝的人把宝案放在白布上,大声喊叫。免三,就是看到人们压三的最多,宝盒里不要出三。

  一个赌徒,抓过宝盒,屏气定心,慢慢开动着。当看准那个刻有红月牙的宝心指向何方时,把宝盒一亮,此局已定,场上有哭有笑。

  秃小叔虽然一只眼,但正好用来看宝盒,看宝盒,好人有时也要眯起一只眼。他身后,站着刁叔。刁叔是他的赌场参谋,常常因他的运筹得当,而得到胜利。天明了,两个人才懒洋洋地走回村来。

  这对刁叔来说,也是一种消遣。他有一个“木猫”,冬天放在院子里,有时会逮住一只黄鼬。有一回,有一只猫钻进去了,他也没有放过。一天下午,他在街上看见我,低声说:

  “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吃猫肉。”

  晚上,我真的去了,共尝了猫肉。我一生只吃过这一次猫肉。也不知道是家猫,还是野猫。那天晚上,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

  听叔辈们说,他的水式还很好,会摸鱼,可惜我都没有亲眼见过。

  刁叔年纪不大,就逝世了。那时我不在家,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在前一篇文章里,谈到他的死因,也不过是传言,不一定可信。我现在推测,他一定死于感情郁结。他好胜心强,长期打光棍,又不甘于偷鸡摸狗,钻洞跳墙。性格孤独,从不向人诉说苦闷。当时的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也实在没有出路。这样就积成不治之症。

  1986年8月15日

  老焕叔

  前几年,细读了沙汀同志所写,一九三八年秋季随一二○师到冀中的回忆录。内记:一天夜晚,师部住进一个名叫辽城的小村庄(我的故乡)。何其芳同志去参加了和村干部的会见,回来告诉他,村里出面讲话的,是一个迷迷怔怔的人。

  我立刻想到,这个人一定是老焕叔。

  但老焕叔并不是村干部。当时的支部书记、农会主任、村长,都是年轻农民,也没有一个人迷迷怔怔。我想是因为,当时敌人已经占据安平县城,国民党的部队,也在冀南一带活动,冀中局面复杂。当一二○师以正规部队的军容,进入村庄,服装、口音,和村民们日常见惯的土八路,又不一样。仓皇间,村干部不愿露面,又把老焕叔请了出来,支应一番。

  老焕叔小名旦子,幼年随父亲(我们叫他胖胖爷),到山西做小买卖。后来在太原当了几年巡警和衙役。回到村里,游手好闲,和一个卖豆腐人家的女儿靠着,整天和村里的一些地主子弟浪当人喝酒赌博。他是第一个把麻将牌带进这个小村庄,并传播这种技艺的人。

  读过了沙汀的回忆文章,我本来就想写写他,但总是想不起那个卖豆腐的人的名字。老家的年轻人来了,问他们,都说不知道。直到日前来了两位老年人,才弄清楚。

  这个人叫新珠,号老体,是个邋邋遢遢的庄稼人。他的老婆,因为服装不整,人称“大裤腰”,说话很和气。他们只生一个女孩,名叫俊女儿。其实长得并不俊,很黑,身体很健壮。不知怎样,很早就和老焕叔靠上了,结婚以后,也不到婆家去,好像还生了一个男孩。老焕叔就长年住在她家,白天聚赌,抽些油头,补助她的家用。这种事,村民不以为怪,老焕婶是个顺从妇女,也不管他,靠着在上海学织布的孩子生活。

  老焕叔的罗曼史,也就是这一些。

  近读求恕斋丛书,唐晏所作庚子西行记事:乡野之民,不只怕贼,也怕官。听说官要来了,也会逃跑。我的村庄,地处偏僻,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总需要一个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人,出来应付,老焕叔就是这种人选。

  他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也并非真的迷迷怔怔,只是说话时,常常眯缝着眼睛,或是看着地下,有点大智若愚的样儿。

  我长期在外,童年过后,就很少见到他了。进城以后,我回过一次老家,是在大病初愈之后,想去舒散一下身心。我坐在一辆旧吉普车上,途经保定,这是我上中学的地方;安国,是父亲经商,我上高级小学的地方。都算是旧地重游,但没有多走多看,也就没有引起什么感想。

  下午到家。按照乡下规矩,我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回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在打场,我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位年长的,问一同干活的年轻人:

  “你们认识他吗?”

  年轻人不答话。他就说:

  “我认识他。”

  当我走进村里,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老焕叔在叔父的陪同下,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拄着一根棍子,满脸病容,大声喊叫我的小名,紧紧攥着我的手。人们都仰望着他,听他和我说话。

  然后,我又把他扶进屋里,坐在那把唯一的木椅上。

  我因为想到,自身有病,亲人亡逝,故园荒凉,心情并不好。他见我说话不多,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扶病来看我,一是长辈对幼辈的亲情,二是又遇到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他就故去了。他的一生,虽说有些不务正业,却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坏事。所以还是受到人们的尊重,是村里的一个人物。

  1987年10月5日

  附记:如写村史,老焕叔自当有传。其主要事迹,为从城市引进麻将牌一事。然此不足构成大过失,即使农村无麻将,仍有宝盒及骨牌、纸牌也。本村南头,有名曹老万者,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去安国药店学徒。学徒不成,乃流为当地混混儿。安国每年春冬,有药市庙会,商贾云集。老万初在南关后街聚赌,以其悍鸷,被无赖辈奉为头目。后又窝娼,并霸一河南女子回家,得一子。相传妓女不孕,此女盖新从农村,被拐骗出来者。为人勤劳敞快,颇安于室。附近有钱人家,生子恐不育者,争相认为干娘。

  传说,小儿如认在此等人名下,神鬼即不来追索。此女亦有求必应,不以为迕。然老万中年以后,精神失常,四处狂走,不能言语,只呵呵作声,向人乞讨。余读医书,得知此病,乃因梅毒菌进入人脑所致。则曹氏从城市引进梅毒,其于农村之污染,后果更不堪言矣。

  古人云: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句话,还是可以思考的。

  次日又记

 
  2002-07-15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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