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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的老街道在五十年代末，居住人家并不象现在这样稠密。我们居住的房子从我记事起，就已经很陈旧了。闵家老爷在民国初期就开始做珠宝玉器行的生意，因而造就了闵家大院落。这一片产业的面积若按农村土地计量，大约有十几亩地。大门朝北敞开，所谓大门却没有什么木门，只是用青砖砌起来的一个拱型门洞，门洞上面的造型不知模仿何种风格，既不象追随庙宇，亦不是民国时期所时兴的任何象征，我依稀还能回忆起那个形状，应该说闵家大院门脸是在我上小学的前后拆掉了的。
闵家大院内东面一侧两个大院子，既前后宅子，是他们家族所住。靠西一溜儿瓦房，是我们这几家赁房户，除了东西两面建筑，中间形成一个长方的大空场，南一棵桑树，北一棵粗大的老槐树，房东与赁户多年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平静如水。
不知哪一天，南端忽然办起了酱菜厂，将南北空地分割开来。分割的标志是空场中间横着盖起了几间平顶房，墙边设了个栅栏，稀稀啦啦用木板钉出来的，我们看到酱菜厂在地上埋下许多大缸，缸上扣着用竹皮编的尖顶帽子，平时只有一个走路慢腾腾的老头儿看班。孩子们趁老头儿没注意，一个个偷偷溜了进去玩起了捉迷藏。有的是空缸，掀起帽子跳进去再把帽子盖上，蹲在里面。我清晰地记忆我曾领着二红的手在缸与缸之间钻来钻去，在别人的搜寻下，常常俩人藏在一起。我俩藏在缸里时，漆黑一团，还互相嘱咐别说话，别出声儿。一旦老头儿发现了我们在捣乱，便大发雷霆，追着喊着撵，我对二红说：甭怕他，他没有咱们跑得快。若真有谁被他抓住，可就倒霉了，老头儿会使劲揪住你的耳朵，问：还敢来不来？不过我们最怕老头子弄清是哪家的孩子，必须把父母叫来才肯放人。
我家是在一进闵家大院头一个门。由于酱菜厂的出现，四面有墙，又构成一个自然的院落。每缝夏天，人们坐在大槐树下，女人做手里的活儿，男人抽烟聊天儿。稍见凉爽，这里就变成了足球场。孩子们像回事儿似的分出前锋、中卫，如果足球重重地扪那家房墙上，马上会有人出来：嘿嘿嘿，慢点儿咳！屋里哗哗掉土，墙塌了怎么办？喊完怏怏回去。大家挤挤眼，吐吐舌头算是没事了。
那个时候除了踢球、弹球儿、煽洋画儿，另外就是骑马打仗。这种游戏是人驮人，将对方从“马”上拽下来为胜。那个时期很少在我们中间出现真正吵架斗欧情形发生，若一致认为某某很狡猾或耍无赖，便会异口同声“不带他玩儿”。我们的大王叫做“干皮邦”，年纪比我们都大，因为营养不良的缘故，土黄的皮肤绷着他那腭骨突起的脸庞，战斗中他总是胜利者，弱小的孩子乐意与他为伍。但是大红却对他很不服气。一次“干皮邦”向大家提议“骑在脖子上干怎样，敢不敢？”大红马上说：“跟他干！你们谁骑在我的脖子上？”大家面面相觑，一旦由肩膀上掉下来可搂子大了，出于胆怯，没人吱声儿，到底此种危险动作未被采纳。“干皮邦”走起路来挺胸收俯，表情严肃，总是装出一副军人的样子，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军官材料，滑稽的很。据说他在以后还真的当兵走了。
不过，在我和闵家大院里的伙伴儿玩的时候，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大红和二红当中度过的。听我母亲说，这家人是闵家的远房亲戚，去了青海，实在混不下去才返回的。二红一家人搬进闵家宅子中的时候，我已经记事了。
二红的父亲身板结实，满脸胡须，搬来后很快找到了活计，一早一晚总是低头不出声响地走过，身上永远散发出一股酒气。母亲有着闵家的血统，个子不高，又黑又瘦，面容憔悴，说话连底气都缺少，一件补了又补的蓝色大褂儿似乎把愁苦永远地罩在二红母亲身上。由于我们两家经济状况相差无几，同在一个水平线上，继而两个母亲经常在一起聊天说话儿，两家人常来常往，贫寒的生活倒也过得安宁娴静。
两个姐妹与我年纪上下差不多。那时她门家的土炕上有张旧炕桌儿，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一起玩耍拐，拐是羊蹄骨头，凑齐四只，用布头儿缝一个小包儿，里面装进沙子。玩的时候，手里的布包往上一甩，赶快将桌上其中一只拐翻过正反面，顺手再将落下的布包接住。大红二红轮流耐心教我，因为熟练以后，可以连续快翻两三个。我觉得二红对我的练习更有耐心。二红就是这样的性格，即便长时间一个人在屋里做些甚末，也不感觉孤独。
大红比我长两岁，楞头楞脑不象女孩子，其实大红热心肠，只是没有什么心眼儿罢了。她干任何事情都会有一股子冲劲儿，你若当面称呼“假小子”，肯定特别地不高兴，或许狠狠瞪你一眼。那年我家的街门顶--门楼破损厉害，请来了一老一小瓦匠师傅，大家围在旁边看活泥。小师傅直起身来稍稍歇着喘气儿的当儿，大红抢过铁锹说：我来试试。七哧咔嚓学着瓦匠的动作，合起泥来。一会儿的工夫，鞋、裤子上溅满了泥点子。坐在小板凳儿上的瓦匠老头儿乐了：姑娘，你叫什么名儿？瓦匠老头儿牙都掉没了。
“叫大红！叫大红！”“不对，王红华！王红华！”很快有人纠正。
老头儿说：好，等我想一想。
“王红华，喝面茶。砸了碗，碰掉了牙。她妈打她，吓得她往地上爬。”
大家欢呼着，跳跃着，大红却撅起嘴，气得把铁锹摔在地上。“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啊！”大红拽住老头儿衣领，吵闹不休。大红母亲出来，把大红喊了回去才算罢休。
二红顺势把我拉进她们家，看看母亲到底如何数落大红。二红领着我的手进了屋里。透过窗户看到大红哭丧着脸继续干活--摊煤茧儿，算是受到的惩罚。二红从抽屉拿出纸和剪刀，要我欣赏她剪出的图案。二红长得娇小玲珑，由于家境的窘困，小小的年纪造就了她少言寡语，沉默而娴静的脸上常常流露一种不易捉摸的忧郁。二红过分的软弱，从不敢违抗母亲意志。二红衣服上的补丁密针细线，只能以保持非常的洁净来满足自己爱美的天性。圆圆的脸蛋儿配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偶尔抿嘴一笑，露出两个醉人的酒窝。
“你看像吗”她剪好一只小狗，平和地望着我。我说挺像的。
二红一会儿剪出许多种图案，最后非常细心地剪出一个小圈圈儿，小心翼翼套在我手指上，深切地望着我：“这是戒指，给你带上”。便笑着跑出屋，那一刻我看见她脸红了。
学校放假，我去了农村。将近开学前的一个晚上，被接回来。见到他们四五个坐在石板上有说有笑，我便径直跑了过去。大红一下子拉住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那微微隆起的胸脯紧贴住我的胸脯，清晰感觉到了她心脏砰砰的跳动，长长的睫毛在我脸蛋儿上下擦划，痒痒的。“你的头发真香”，我说。“刚洗完，还抹了梳头油呐！”大红说着得意笑了起来，更加使劲搂紧我。几个孩子随既大笑。我忽然感到羞臊，不应该让女孩子如此搂抱，便用力挣脱，大红比我有劲儿，轻易不肯放开。我侧过头来，看见二红静静站在那儿，一声儿不吭，眼泪从眼角儿悄悄淌下来，她发现我注意到了她，呆呆地望着我。我停止了在大红怀里的挣扎，大红反而松开两条腿，放下了胳膊。我站起来，走到二红面前，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泪，我问你怎么哭呀？发现她的泪水并没有拭干，然后她“哇”地一声转身哭着跑开了。
不知二红一天中从我家门前过来过去多少次，总是侧过头来“大姑”对我母亲喊一声，母亲说这孩子嘴甜、懂事、仁义。有一阵子，二红见到我，不知为什么故意不理我，似乎与我不相识，如果我在门口站着，她就低下头，绕开一点儿走过，或小跑过去，我不理解二红为什么会这样。
我问母亲，母亲说，你们这些一块儿长起来的孩子，现在多大了？男女有别，谁像你不懂事！过了些日子，二红搀着她母亲来到我家，我急忙推开屋门迎接。坐下后，二红妈说：“二红这孩子问道算术题，自己来还不行吗？非要拉上我。”
“你们俩到北屋里去弄功课，我们老姐俩儿说会子话儿。”母亲对我说。二红偷偷瞟了我一眼，我嘴里咕噜着说：“走吧”。
“什么题，你说吧”。我似乎对此不屑一顾。
二红把作业摊在桌上，“就这”。她用手指出画了圈儿的那道开方题。
我告诉她应该如何解，如何算，她明白后，轻轻点头，然后脸对脸相互望着。
此时屋里非常安静，我们两个人挨得很近，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呼吸。
“你愿意我们以后还在一起吗？”二红说。
“愿意”。
“真的愿意吗？”
“真的，我发誓”我说。
“我不要你发誓，你答应一句就够了。”二红嘴唇角儿有些抽搐。
二红妈在院里喊：“完了没有？该回去做饭了。”二红赶忙跑出去，搀着她妈缓缓走了。我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震动，全身有一股暗流在穿过，我知道二红是一位规矩、善良的好姑娘，可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没过几年，酱菜厂就搬了出去。只留下了几间没有门窗的破房和一片荒凉。
二红大哥得了肝炎。她父亲说：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出多少钉子？哪儿有钱住院？抓几副汤药先吃吃。这样，生命没有维持多久，大哥便去世了。
往后几年，厄运接踵而来，她们的父母也相继离开了人间。这期间“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到处乱哄哄的。我们这些发小儿共同面临的是山南海北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毕业后我下乡插队去了内蒙，两年后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已经临近春节。闵家大院内的大片空地已经不复存在，满是红砖排房。母亲说：“是房管所相中了这块地方，自你走了以后，搬走了几家老街坊，住进了不少新街坊”。我问：“大红二红家哪”？母亲说：“还提哪！末了他门家里就剩下这俩孩子了，临走时跟我哭得像个跟泪人儿似的，二红非要你的像片儿，我怎么找也翻不出来，唉！”。
改革开放是七八年以后，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我被分到一家工厂当上了工人。工作基本顺心，我挺知足。就是单位路程太远，来回往返要花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晚上还要上夜大，经师傅介绍，与我现在贤惠的妻子结婚成家，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儿。我逐渐适应了由边远牧区散漫放荡转而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匆匆忙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住在闵家大院里。
实际上包括闵家大院在内，这片地方的破旧平房据我所知至少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由于旧城改造，很快面临拆迁、搬迁，尽管人们希望改善条件和环境，若离开这几辈人赖以生存的土窝儿草窝儿，依恋之情谁能理解？谁会理解？只有设身处地居住在此地的人们心里才体验到，尤其是老人，提起搬家，心都碎了。闵家老太太活到了九十二岁。老街旧邻称是喜丧，喜事，全都出来为老人送行。我也为此特意请了一天假。闵氏家族差不多所有亲戚都来到了，胡同里停满了汽车，人们互相问候，熙熙攘攘，十分拥挤和热闹，我站在人群当中，衣角被人揪了一下。
“还认识我么？”
“大红！”我一下子认了出来。模样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苍老得像街上的老大妈。
我的肩上重重地被大红捶了一拳。
“还活着哪？”
“多新鲜呐”。我说。
大红嘻嘻哈哈问这问那，我说反正还要等一个多小时，咱们还是回家聊吧。我把大红从人群中拽进家门，沏上茶水，相对而坐。
大红笑呵呵地说：“我还真渴了”，左手托起杯子“溪流、溪流”喝起来。她这个姿势跟小时候一点儿没变。大红是左撇子，吃饭、写字都用左手。她已是人到中年，短短的发型更像个男子汉。
我说我们有三十年没见了，大红点点头，说是。
原来大红二红随着上山下乡大军一起去了陕西，大红嫁给了当地人。我面前的大红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从她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中印记着岁月的艰辛与磨难，从她那依然如故的爽气性格证实了中国妇女承受生活的坚强与乐观。
“二红呢？”我问。大红沉寂下来。
大红道出二红的境况：二红在知青大返城期间，调回北京。两次婚姻失败，往后她便拒绝任何人谈关于她是否有男性伴侣或家庭之类的话题。现在北城经营着一家咖啡店，生意一直很好，大红经常得到二红的接济，因为大红----大红永远地留在了大西北,早就成为大西北的一名建设者了！大红这次进京，是二红让她“扔下那个家出来散散心”，正巧赶上闵家老太太的事。而二红永远不愿意回到闵家大院，不想看到这片地方和这里的人，她说这里给她留下只有疼痛！而没有别的。
二红心重。大红告诉我。
沉默了一会儿。大红问：三十年前，你插队走后，为什么不给二红回信？
“什么？二红甚麽------那个时候给我寄过信？”我很惊诧。
我回忆起，我刚到内蒙的时候，仅仅给家寄了一封信，还是走出十几公里发出的，我们那里太偏僻，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信件。
大红说：你插队走后，二红一天到晚木木几几的，有的时候一声不吭，忽然间神神叨叨哭一会儿------
“是吗-----”我喃喃说。
我的脑子里嗡嗡的，埋藏心底的那份情感一下子翻了上来，无法清楚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情，听着大红的絮叨，只是追想二红这麽多年在各种生活经历中所呈现的情景，努力地回忆二红的样子和她那股柔弱轻盈的倩影，努力地想象此时二红正坐在她的咖啡屋里，手托着她那张清萧的脸，漠然的眼神，眼眸漆黑而深幽，在柔和的音乐下苦思冥想------
我脑子里纷纷乱乱的当儿，街门外面有人喊：“大红，你们快出来吧！”
大红乐呵呵揪起我的袼褙说，还傻楞着什么，赶快把门锁好，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聊吧。
我呆呆地说，好吧。
（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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