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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是二十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人民艺术家”，他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和丰富的学识，创作出了《四世同堂》、《二马》、《骆驼祥子》、《茶馆》等大批传世巨著，集长、短篇小说、散文、戏剧、曲艺诸艺术形式之大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艺术贡献。在市文联和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正在进行之际，记者特意采访了老舍研究专家、老舍之子舒乙先生。
老舍文学奖酝酿以久
舒乙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老舍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等职。他非常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1978年6月，老舍被正式平反，北京成立了老舍文艺基金会、老舍研究会等组织，为研究老舍作品及老舍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贡献奠定了基础。1988年5月，曹禺正式提议建立老舍文学奖，旨在繁荣北京的文学创作。当时政府财政也比较困难，给拨了一笔为数不多的款，老舍家人也捐了一笔，但资金太少，终于没有成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市政府拨款200多万元，老舍文学奖终于有了较大的启动资金。
老舍文学奖是国内的几个重要文学奖项之一，它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冯牧文学奖等一样，目的都是奖励好作品好作者，为繁荣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贡献。
短期内中国不会获诺贝尔文学奖
舒乙说，中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之一是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原因，瑞典诺贝尔文学评奖都有很大的政治倾向，比较排斥社会主义国家作者特别是带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是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的作品，但如果这种政治歧视不取消，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不会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王蒙，他的艺术成就在海外包括在美国等都造成过很高的评奖呼声，可一直都不被评委会认可，但60多岁的他非常执著，从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创作初衷。
幸运的是老舍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有大量作品被翻译到海外，包括瑞典文版本。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最后秘密投票，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所以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这个消息是“文革”结束后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专程赴中国传递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当时我因为没获得足够的证据，始终不敢向外界公布，怕人家骂我说我又在替老子脸上贴金。”舒乙严肃地说。
那么老舍又为什么能取得评委会认可呢？除了他的作品具有的独特魅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老舍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受害者，这又无意中符合评委会的政治偏见。
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冰凌曾在2000年，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赠送一百部中国当代经典长篇小说，以提供、介绍、宣传中国当代经典长篇小说，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成就和中国作家的多姿风采。谈到此，舒乙认为这些举措是有益的，但绝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老舍、郁达夫、张爱玲、钱钟书的文学地位在上升
谈及老舍的文学地位，舒乙认为就像大浪淘沙一样，真正能够留给后人去品味去回味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就像中国古代诗人一样，或许经过几千年的淘洗，最后流给今人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首诗，而他实际上写了上千首；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也是一样，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工具，有的人会永远被人们记住，有的人却只能名扬一时。老舍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很畅销，他“文革”被打倒的时候也有人在偷偷地看，被平反以后更是大规模地被出版被翻译。上个世纪末曾有人搞过一个“百年百部”活动，一百年来一百部精典文学作品评选，结果鲁迅先生以四部作品入选名列榜首，老舍先生以三部作品入选名列第二。这说明文学的价值是不会被埋没的。
关于文学家地位的排名，舒乙认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有一种奇特的现像是一些文学家的文学地位却是升值的，比如说，老舍、郁达夫、张爱玲、钱钟书，究其原因，真正的文学大家是用作品来说话的，作品本身是否含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和认可。
中国有最好的博物馆，有最少的参观人群
2000年5月，展现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大型文化设施——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对外开馆。讲起文学馆的规模，舒乙是自豪的，因为目前只有日本、俄罗斯、法国等国家有规模不大的文学馆，其他国家仅有一些作家的故居或博物馆，有文学馆的很少，而我们的现代文学馆就其规模和品位而言，都是当今世界上少见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文学馆，“把中国这100年里文人们创造的辉煌和骄傲介绍给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文学馆共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多册、杂志9万多册、报纸142种，以及照片、书信、录音带等资料2万多件。目前已有70多位作家文库(大部分是故去的作家，只有极少的几个在世的)和1万多部作家手稿。据了解现代文学馆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财政预算4个亿，而每天却只有二三百人前往馆中参观浏览，如此低的使用率，文学馆如何养活自己？
舒乙认为文学馆作为国家博物馆的重要组成之一，它的建立首先是一种政府行为，“我们不想像有些文化场所一样靠出租场地什么的来赚些收入。国外许多国家的博物馆收入是70、20、10的比例，分别代表政府专款、社会捐助、馆内收入，而我们国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缺乏博物馆意识，北京有一百多家博物馆，但市民利用率却很低，究其原因，并非是我们的博物馆馆藏不丰富，相反，中国历史悠久，有着许多国家都羡慕不已的货真价实的文物史料。所谓博物馆意识淡薄，打个比喻就是，一个小学生在假期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麦当劳、肯德基，第九十九个去处才可能会去博物馆转一圈儿。我们的博物馆工作者也想出了不少办法，比如用现代化声光电的设施，搞各种烘托气氛的展示，没用，人家不来还是不来。不可能像科技馆，都搞亲自动手参与，一张画摆在那儿就只能是参观啊！”
每年600部小说中能出一部经典吗？
针对目前各种流派作家群的出现，每年高达600多部中长篇小说的问世，舒乙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文学现象，说明中国目前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社会环境。但文学创作的水平还有待提高，600部，每天平均要看两部，这其中有一部能成为经典吗？从事文学创作并非只靠外界环境和一时的创作热情，还要具备三种基础功底：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三者都能集大成者才有可能写出流芳百世的好作品；同时，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健全、道德水准的高低都会对他的作品起到不可低估的影响。老舍曾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实际上，老舍先生非常热爱生命，他有二十几种爱好，待人宽厚、幽默、和气。他最后在公园里待了整整一天，还是选择离开，把自己的绝望化作了行动。就像《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茶馆》中的王掌柜，受尽侮辱和折磨后，都自杀了。他就像他创作的这些人物，都是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重。
爱父亲，继续走文学之路
舒乙是非常以老舍先生自豪的，他深爱着自己的父亲。在他的散文集《梦和泪》中写他陪已经离世的老舍先生度过的最后一夜：“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身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的回报给他”。当年的创痛至今亦深埋在心底，国家失去了一位艺术大师，他失去的却是那个挚爱儿女、有学识有绅士风度的慈父。对老舍的许多著作，舒乙都能背诵如流。讲起当年的许多生活琐事更是满含深情：“他不严厉，但很严肃。他很爱带我去见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跟着，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跟在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脚和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跟了两年多，后来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回想起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今天，在现代文学馆舒乙又要举办一场“关于老舍的爱好”讲座。谈及此，舒乙说：之所以要搞这样一个讲座，是因为老舍的爱好非常广泛，在中国文人中不多见，而这些丰富的生活积累在写作中又起到了很大作用。另外老舍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文人，受过西方教育影响，他对这些爱好所包含的文化又进行着批判。
1953年6月毕业于北京二中后，舒乙被国家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1959年学成回国。之后的20年里，一直工作在林业化学领域。1978年开始从事写作，1984年调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已出版了《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11本著作。虽然目前作为老舍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推广者，事务性的工作仍很多，但舒乙表示他还是要多写些东西，继续走文学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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