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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大冯是才子。
还有一家出版社，将他，和另三位五短身材的作家捆在一起，出了一套才子文丛。
大冯是才子嘛？他愿意当这个才子嘛？我一直悬疑，未敢断定。
大冯有才，千真万确。在中国当下还能喘气的作家中间，除了“作家”这个身份外，能挎上“画家”身份，还能挎上半拉或四分之一拉“收藏家”身份者，找得出第二个吗？如果说会写文章，会画画，就是才子的话，中国的才子也就太多了些。若以旧小说中，或旧戏曲里的概念来解读才子的话，大冯好像还不太够条件，嘛(天津话)？道理很简单，才子要有一点点酸，迎风掉泪，对月伤风，我从来没见过大冯有皱过眉头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个乐观主义者。
另外，他个子太高。身高的人，适宜当生猛骑士，不宜当多情种子。也怪了，中国作家的身高，平均偏矮，越有名气的作家，也越矮。大冯是惟一的例外，他最高，名气照样挺大。
由于身高的缘故，他在作家圈子里，如羊群里的骆驼，比较突出。大家都坐在那里，不显，一站起来，他马上鹤立鸡群。所以，他要往小轿车里挤，比常人要困难一点。有一次，他与甲，还有乙，去看丙。这个丙，当时处境不佳，聪明人都躲之不迭。甲看完了丙，走出来，便急着要离开，以为大冯已经把两支长腿塞进车里去了，便“啪”地要关门，其实，他还没有坐稳，手扶着车门正在使劲。真玄，差点轧断了他的手指。
所以，我认为大冯做不了中国式的才子。因为才子，身量不能太高，由于中国的佳人通常都比较袖珍。虽然他写过一篇小说，题曰：《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但是，电线杆和门墩，擀面杖和毛笔，要谈恋爱的话，那视觉效果究竟是不会太好的，不过，那篇小说的结尾，高女人不在了，可矮丈夫打伞还习惯性地举得高一点，写得很感伤，也很惆怅。去年，我为一家出版社选50年的短篇小说，用了他的这篇代表作。
大冯很现代，与传统概念里的中国才子，就是和梅兰芳配戏的俞振飞那样的小生，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在旧社会，要做一个地道的才子，也不容易。除了吟诗作对，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猜枚行令，样样在行外，还要有在后花园勾搭小姐的特异功能。大冯若是想当一回张君瑞的话，他人高马大，还没有把梯子放在莺莺家的西厢墙外，就会被值班室的打更的发现了，谁让他目标明显呢？
尽管如此，大冯有大冯的风流。作家不风流，是不行的，从古到今，不风流的作家能写出有灵性的作品吗？但风流，品种类别档次成色也是各各不一的，不一定非得跟小姐眉目传情不可才叫风流，阮籍一醉不起，嵇康临刑抚琴，陶潜南山采菊，谢客登山览水，那也是一种风流。
大冯的风流，有一点名士派头。
名士风流和才子风流的区别在哪里呢？才子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举止，以引起人对他的注意为目的。名士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是以引起别人关注他所关注的事物为目的。才子以情色胜，他的风流，多为自己；名士以声气壮，他的风流，倒意在公众。才子看重他这个人及心仪爱慕的几位女子，怎样怎样，名士更看重他想做的事以及社会效果，如何如何。才子爱哼，时作无病呻吟，名士爱吼，经常处于亢奋之中。所以，才子常常搔首弄姿，顾影自怜，老觉得自己是弱者，老寻求别人(尤其是女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同情，而名士则狂狷不羁，好作大语，恨不能对谁都不买账。
这样，就对大冯老关心天津原先租界地的洋楼，得机会就喊，得功夫就叫，有所了解了。就知道他一会儿忙敦煌，一会儿忙杨柳青，一会儿又掏换几件不知是真是假的古董，风风火火，露出一脸幸福笑容的所以然了。这种名士风流，与和他同绑在一套文丛里的才子们，老是抱怨盗版侵权，老是发愁阳萎不举的风流有所不同，也就显而易见了。
他的小说，写得很好。他的关于文化的思考，关于艺术的见解方面的文章，也很有见地。他的水墨画，工笔画，也足够征服我这样完全外行的眼睛。他的收藏，堆满了好几间屋子，每一件，他都认为了不得；我也相信了不得；至于真的了不得，还是假的了不得，那是无所谓的。因为在我看来，收藏是一种感情的堆积，是一种能量的宣泄，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信仰，就不必要求百分之百。
收藏者，其实更像一个赶路的行脚僧，不停地寻觅，终于到了目的地，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获得了满足，坐一坐，歇一歇，然后再厘定新的目标，接着再前进。所以，真品所得到的满足，和尚未确定为赝品的赝品，所能给予的满足，是同样的。即使，确定为膺品，到了手里，也会因为付出的代价，及其乱真度，和赝品自身的年代价值，而珍惜不已的。
我之所以说他是“半拉”，或“四分之一拉”的收藏家，因为真正的收藏家(收破烂者除外)，收字画者，不玩陶瓷，即使玩瓷者，也只能专心致志于某一个古窑，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而大冯则是对他能够涉猎的区域，无不兴趣盎然地，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说到底，他终究还是个作家。
有时候，挤在他那凝缩着历史和地理的藏室里，看着他那张满足的脸，像是喝了二两花雕以后，比所有的藏品更令人陶醉。看他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些古董，对懂的、半懂的、不懂的参观者讲些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他说到这些石头，泥胎，木器，陶罐，就仿佛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似的。于是，顿时间悟到了，我爱，故我在，爱，才是最终的一切。
我见过大冯画过的一幅画，是用中国水墨画的风格，画出来的德国科隆大教堂，我想，这很足以说明问题，他正是这样一个很中国传统但又受到西风熏染的文人。或许，这就是骥才的“才”，得以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如果，只会趴在洋鬼子脚前做跟屁虫，大气也不敢出；如果，只会趴在老祖宗牌位前做孙子，头也不敢抬起，我敢肯定，绝不会有大出息。
于是，不禁想起上个世纪初叶，鲁迅先生在北京当教育部佥事，白天逛琉璃厂，晚上，伏在绍兴会馆的灯下，一笔一划抄写《嵇康集》。这种努力，与他后来写《阿Q正传》，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弘大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才使他的文字，直到21世纪的中国，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我之所以提到这位大师，看来，也正是骥才兄正在做的，和我们今天还在喘气的作家，一个值得奋斗的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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