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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出现，在四十年代是一个“另类”。赵树理的“土眉土眼”，和当时海派作家的“繁华”，七月派作家的冷峭险峻，以及鸳鸯蝴蝶派世俗化的妩媚放在一起，这种“土气”的乡土格调，以及他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乡俗俚语，确实是非常特别，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四十年代由于政治格局而带来的文艺界的分化，使得每个“文化区域”的文化特征既紧密相连，也各自为战；既融为一体，也相互“独立”。每个“地缘文化”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特点。解放区的工农兵文艺和沦陷区的通俗文艺显然大相径庭，国统区的救亡文艺和孤岛文艺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有所不同。张爱玲的小说和赵树理的小说自然是天差地别，而路翎和张恨水的小说也风格迥异。地缘政治特征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界，在抗战军兴期间，文艺界的“分化”和“断裂”所带来的各个区域文学特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前提下，解放区作家的延安文艺和孤岛文学显然不能以同一“标准”放在一起相互比较，对照。但是各个文学区域都传承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在这个大前提下，赵树理的出现就有其文学史上的意义，将他和路翎丘东平互相比较，将他和张爱玲予且秦瘦鸥张恨水放在一起，将他和张天翼沙汀钱钟书相互参照，赵树理是“非常特别”的。他的作品，即使和《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延安文学相对照，其特征也是鲜明的，那种清新朴素的风格，简约通俗的品质，是别的作家不具有，也是不曾具有过的。
五四以来的文学界提出了“文学大众化”，“文学平民化”的要求。周作人在他的《平民文学》一文当中提出并倡导“平民化的文学”，但是事过境迁，虽然经过鲁迅，周作人等许多文学前辈的不断努力，但是五四以来的文学还是“欧式化”了的。虽然在表面上是大众的，骨子里却还是“精英”的；或者说表面上是平民的，而思想深处的思维却还是“学者型”的。文学作品和人民大众的距离还是“疏远”，甚至是“隔离”的。文学大众化的努力不能说没有成果，但是收效甚微。这种尴尬和艰难，一方面是由于文学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文化身份”的制约。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文化学者式的作家，在心理，感觉，思维，意识上，和社会底层的大众毕竟隔了一层。五四以来写农民生活和命运的作家不少，但往往是描写“平民”的具体而表面的生活，然后加入自己的“人性”的，“人道主义”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是怜悯，同情式的，是站在高处的指点，或者是旁观式的批判，往往是居高临下的，而不是互相“沟通”，平等对话的。鲁迅等文化巨人也许很难找到一条能够走进农民内心世界的幽径，赵树理则以他的“农民身份”，准确地发现，并且表达了农民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审美心态，以及思维方式。赵树理出生农民，在农村长大，在农村生活，以后又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下乡参与农村革命工作，虽然这种经历也束缚了他的眼界，限制了他的更广阔的视野，但是这种“文化身份”确有其先天的优越性。延安时期以及五十年代都有“农民作家”出现，和陕西的李准，王汶石，柳青相比，赵树理更像一个“本地人”，柳青等陕西作家则更像是“外省人”，虽然他们也将心血精力和农民融为一体。对农民心理，文化心态，思维方式的了解程度，赵树理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凭借他地道的“农民身份”，赵树理建立了一种清新，朴实，俭省，淳厚，幽默的大众小说语言。另一方面，他成功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形式和民间的通俗文学相融合，并且建立了一种新的小说体式。欧化形式的阻隔，文学内容的相对艰深晦涩，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气息很难吹拂到广大农村，当时在乡间垄上流传的仍然是《三侠五义》，〈施公案〉，〈薛平贵征东〉这样的通俗作品，“评书”这种通俗简洁，明快通畅的艺术形式是广大农民喜闻乐见，最容易接受和欣赏的。而五四以来，经过胡适的引进和推广，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往往是采用“横截面”式的切入，选取生活场景的某一片段，并由此而发散到感受和体味全部的生活涵义，这种以一斑而窥全豹式的横截面往往意蕴幽深，易于引发读者的思索，回味。但是在广大农村读者文化层次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小说形式就很难推广。新文学和大众的隔离现象，在农民身上很难得到解决。赵树理的小说，则在民间的“评书”和“新小说”之间找到了一座桥梁，即有新小说的内容，也溶和了“评书”的形式。他的“将新文学大众化”的努力非常自觉，也非常完美，在现代文学当中留下了非常出色的一笔。
赵树理的贡献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大众化的努力，将文学还给了人民。二是建立了一种清新，朴实，自然，俭省的民间语言。三是形成了一个足以影响文学界的文学流派。他的特征是的农民的，也具有农民的气质和可贵的品格，这种品格至始至终表现为艺术“诚实”的态度。他的诚实甚至也是农民式的，有一些农民式的天真和固执。
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作品，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指导”下的作品。在〈讲话〉所表示出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以及提出“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要求时，赵树理等人的作品难免会表现出为当前政策服务，宣传的倾向。在政治政策符合当前的社会大局，文艺方向，人民心态的前提下，“政治指导”对于文艺创作无疑具有明显的长处，但是政治方向一旦偏离了原来正确的轨道而相对走向偏颇时，文艺作品则会深深陷入偏激或者错误的泥沼。而且，在政治性的“口径统一”“论调一致”“顾全大局”的创作要求下，文艺作品的形式往往显得单一，僵化，呆板，丧失了文艺内容多样形式活泼的特点。虽然说在延安时期和五十年代，单纯“图解”政治而缺乏艺术性的作品也很难得到读者认同。但在政治和艺术的夹缝当中，文学的艺术性和多样性还是一再受到冲击，赵树理的作品在延安时期和五十年代都有“政策宣传”的意味，但是他的“宣传”不是净化处理过的，不是阶级分明，壁垒森严式的，而更多地坚持还原生活，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他长期参加基层的农民工作，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农村的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变化是他小说中所要反映的内容。在政治和艺术的“空隙”相对较大，相对开阔的时候，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被当作“经典”来处理，而这种“缝隙”一旦收束，变窄，赵树理小说就被指摘为“不曾反映重大的斗争主题，不曾反映英雄人物，不曾反映激越的精神面貌”而加以否定和批判了。而对赵树理的这种“评价”的变化，以及四十年代以来能够一直受到欢迎的文学地位，也正体现了他的艺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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