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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反抗者》阅读札记

  “如果说,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高的悲剧,而不是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加缪

  拒绝“革命”的反叛者

  人如何对待“人”的遭遇?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阐述了人作为“存在”永远面临的困境:荒谬!有限的现实总是充满苦难、死亡、罪恶、暴力、迫害、压抑、疯狂、混乱……(尤其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各种极端主义的暴力运动更证明了这一点),而人性中又时刻活跃着对自由、价值、生命、尊严、永恒、爱情和欢乐的无穷渴望,“荒谬”就诞生了,诞生于人的美好申求与非理性环境的巨大反差和对峙之间。一个人只要基本做到了清醒,只要对自身的存在稍加逼视并提出疑问,就会产生这种“荒谬”的体验。可以说,该体验本身并不包含多大的难度,类似“荒谬”的生存描述早在“存在主义”鼻祖克尔郭凯尔、尼采时代就已埋伏好了,到了马尔罗、萨特的《恶心》那里更是被作为常识加以布道。关键是:“荒谬”之后,“人”自身怎么办?“人”的合理出路在哪里? 这正是加缪的出场意义所在。虽然在揭示生存荒诞性方面,马尔罗、萨特甚至走得比加缪更远更深,但其理性显然受到了性格和心灵视线的阻碍,萨特们始终摆脱不了消极与绝望的心理阴影,在“荒谬”被证实之后,似乎已显得拿这个悲剧没有办法——他们发现了悲剧,承认了悲剧,加固了悲剧的峻急性和窒息性,但却眼睁睁束手无策。比如马尔罗认为“人可以接受荒谬,但不能在荒谬中生存”,甚至主张以自杀求解脱。而萨特也只有把微渺的希望寄托于“未来行动”(比如像68年巴黎“学生风暴”、中国“红卫兵造反”那样的颠覆传统运动),在现实意义上,他几乎没有相应的方法论,或者说其方法论是消极苍白的、近乎“零”和“不治”的那种。 而加缪不!他要反抗命运,要做一番“后天”的挣扎!要积极地寻找一种合理的力量,用一种美好的理性以求维护人的自身尊严!其人生公式是:荒谬——觉醒——反叛——自救!也就是说,“荒谬”仅仅是他认识的起点,而非终结;乃其对生存的披露与哲学实践的开始,而非结论和价值归宿。(在人生的价值申求方面,他仍维持着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但他理解的自由不是萨特那种令人绝望的形而上的绝对自由,而是现实和理性的相对自由,他反对极端的价值观和乌托邦形式主义,反对以谋求“绝对自由”之名义所进行的一切非理性的行为破坏和“革命”。) 这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孤儿,从小饱尝贫困、疾病、孤独和屈辱,用他的话说:“我不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学到自由的,而是在贫困中学到的。”但命运却剥夺不了他对人间温情的体验和吸收,剥夺不了大自然对他的另一份恩赐: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世道沧桑和自然馈赠使他奔走于寒冷与温煦、阴暗与明亮、乖张和神圣、底层苦难和上天关爱之间,使他在很早就懂得了人生“正反”的朴素道理。正是这种生存体验决定了其哲学思维中丰富的“辩证”含量。 和其它只习惯于单说“不”或“是”的存在主义者不同,加缪以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为依托,提出了以追求“和谐的自身完整”“均衡”“相对自由”为存在要求的“正午思想”。他对付“荒谬”的理性工具是:和谐的“反叛”——对这个世界既说“是”又说“不”!他对“是”作了这样的诠释:在荒谬的世界上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反叛。承认荒谬的同时选择并决意生存,在地表冰冷而又燃烧着光明的有限世界中带着伤痛生活,绝不放弃梦想和权利,这本身就构成了一副“反叛者”姿态。说“是”即意味着选择积极和现实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反叛者”应如何实践“不”的主张呢?应恪守什么规则才合乎美和正常的理性? 加缪是一个天然热爱生命而坚决反对暴力的人道者。他既要对荒谬的世界说“不”,但同时又反对只会说“不”的虚无主义。为此他充分肯定生命的珍贵、尊严与合理价值,顽强地反对自杀和他杀(其神话人物西西弗斯和《鼠疫》中里厄医生等人的积极人生态度都证明了这一点),反对“荒谬”更反对荒唐的暴力,反对由政治形态操作的“阶级”划分,反对任何名义的对生命有威胁和破坏的“历史的反抗”(即通常所说的政治“解放”和“革命”)。加缪认为,“反叛”不同于“革命”:反叛是生命自救,是在有限世界中选择自主自足的生活方式,坚持自我独立和清醒认知,这种反叛是有界限的,即只为“人”自身的权利和内里的“价值完整”而抗争——其目的并非要完成对外部世界的掠夺和对他者的“征服”。革命则大不同了,革命早早养成了对现实只会说“不”的习惯,它强调为某种遥远的历史目的而不惜调用一切手段(即“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牺牲”的行动纲领),它的全部主张都在于以剥夺反抗剥夺,以统治反抗统治,以对敌的消灭来保证自我保全,以剥夺对方利益来弥补自身所欠。加缪认为,由于革命的巨大颠覆力量源于“恨”而不是“爱”,源于占有和剥夺对方的强烈欲望,这就有可能导致无度的暴行和罪恶,由“反抗”而走向反抗的反面(新统治)。 简言之,“反叛”是要使人成为“人”自身,成为真正的合理的“人”;“革命”则要在推翻敌人的同时推翻自身,通过攻占和夺取,以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和重新设置。革命者是渴望权力统治并服务历史与政治的人,而反抗者是钟爱人道并服务于生命和精神的人,二者目的与手段皆悬殊。加缪推崇古希腊哲学的均衡思想,即“适度”和“相对自由”,即在与各种矛盾的严峻对峙中坚持生活,坚持自我的真实存在而不被“同化”和“异化”,而“绝对自由”和“大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愿望则属于一种“过度”,容易盲目地越过各种矛盾的平衡界限,最终导致悲观、绝望、残暴与专制的极端主义。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便尖锐地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破坏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反人性做法。

  如果说,“荒谬”是加缪的天然敌人,那么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便是加缪理性信仰的思想敌人,这也正是他与萨特的重大区别。萨特是一个主张“绝对”并对一切作“极限”理解的人,他认为人的反抗只是内在的、感情的,甚至带有自欺性,反抗是无效的,反抗低于革命,反抗解决不了的问题靠革命则迎刃而解。因此萨特对诸如中国“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法国1968年“红五月”运动都抱有狂热的声援态度——不仅不顾老龄体衰,亲自冲上巴黎街头游行演讲抛传单,而且还激赏“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加缪若活到当时,想必是断不会作出该疯狂姿态的。 乍一看,你会觉得加缪的哲学思想不过是一种平庸的“折衷主义”和“调和的现实主义”,和惯于激烈的萨特相比,甚至透着一股可疑的“右派”味道。实则不然,他对待悲剧的严肃性和诚实性、对人类命运的负责和人道态度是任何一种自以为高尚的浪漫主义或“革命”理想主义都无法同日而语的,正是出于对“人”的大悲悯大关爱,他才主张“正午思想”——“地中海的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地燃烧!反对悲观与虚无,反对极权与暴力,反对专制与愚昧,反对践踏人的一切纣虐行为——这些正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鼠疫”。他颂扬爱和理性,他认为她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靠恨与征服更解决不了。而人类现实中,频频上演的正是由各式各样的“恨”所发动的所谓“革命”“正义”的宗族集团间的轮流统治和交换杀戮。

  仔细想想,悉心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斗争灾难——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政治乌托邦悲剧,你会蓦然惊醒:所有的杀戮理论莫不是以发誓取消矛盾的“对立面”为实践起点的,所有的专制独裁家莫不是力主“剥夺敌人一切权利”“对敌人怎么都不过分”之极限原则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红色领袖们无不竞相把恐怖当成公正的“美德”来自诩,马拉膜拜它为“人民惩罚之斧”,他以计算的方式索取了27.3万人的头颅,夜以继日地高呼“用烙铁给他们打上耻印,砍下他们的姆指,割下他们的舌头”“人们对我是慈善家提出非议。啊,这多么不公正!谁不曾看到我砍下少数人的脑袋是为了拯救大多数人?”,而他的战友罗伯斯庇尔更是为证明杀人的必要性而扯破了嗓子:“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快速、严格和不屈不挠的公正,因为它是美德的表现!”可怜的是,这些高举“正义斧头”的人在累得胳膊发麻了之后,也很快被身后袭来的利刃削平了脖子。(半世纪之后,恩格斯对“大革命”的疯狂作了私下的反思,他在1870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遗憾的是,到了二十世纪,暴力是历史的动力、暴力是消除社会矛盾的最快捷高效手段——这种比“荒谬”更荒谬的杀戮理论非但没有受到人类理性的尖锐质疑,反而演变得更成熟更“规律”和权威化了:希特勒把日耳曼以外的几乎所有人族都划入了“邪恶”“异端”的领域,斯大林集团先后将近千万的苏联人判决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中国的“文革”和历次“极左”运动不也是以“解决矛盾”为堂皇借口的么?这些骇人之举不正应了加缪所痛斥的“过度革命论”和“新奴役论”吗?

  前苏联宣传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其沉思录《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中讲道:“赫拉克利特(马克思主义者很喜欢引用他的话)说,‘不和’是万物之父。这个思想被马克思主义拿来作武器,但是他们却不想去发现,赫拉克利特还有另一个与此相对的原则:和谐、协调、和平是万物之母。没有这个原则,一切就都不可能诞生,都不可能在世界上永存。这个原则原来无人给予注意,因为它是同斗争和革命理论相矛盾的……黑格尔——马克思的精神之父——尽管非常喜欢古希腊罗马人爱用的讽喻和象征手法,对赫拉克利特也有好感,但未注意到弓和琴的象征。……弓是一个两极对立的系统。弓涨得越满越好。但是弓弦可以变成琴弦……弓和琴在原则上既是对立的,又是相同的,正如

  生和死一样,因为弓会带来死亡,而琴会带来生命的喜悦。马克思选择了弓,他把阶级斗争的全部政治概念都建立在不可调和与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之上……”(见《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68页)

  无疑,雅科夫列夫的此番比喻无论于理性逻辑还是历史经验都是有较大可靠性的。“弓”与“父”象征着威严,隐含着“不”的杀机与肃然;而“琴”与“母”则是希望和繁衍的象征,孕育着“是”的生机和文明。前者显示了“恨”与“仇”,而后者表达着“爱”与“和”。

  是否可以说,加缪基于“荒谬”所提出的“和谐”“有度”的“反叛”——正是像两千五百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样——在“不和”的生况危机中更迫切地体验到了“和平”“和谐”的珍贵?发现了她作为“万物之母”的有机性和理性价值?

  1951年,主张“和谐理性”反对“革命”的《反抗者》一书出版。顿时在法国文化界引起震动。萨特惊讶得目瞪口呆,恼羞不禁,立即以《现代》杂志为阵地挑起论战,发表《致加缪》长文,并最终宣布与这位挚友决裂。这场论战在法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位置显赫,但遗憾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大都被新闻本身和两位大师的“干戈”命运所牢牢吸引住了,而那个导致两人分歧的重大思想裂隙却少有人真正走进去考察,并作出公正判断。孰不知,半个百年后,学者们对二十世纪暴力恐怖和国际“极左”运动沉痛反思后所得出的结论——正是加缪当年对“革命”的那个批判!

  回首这个充满血腥、悲观、暴力、专制、价值失措、主义混乱、人类自戕的二十世纪,你会突然发现,其实加缪的许多理性主张并没有被善良的人们所重视,他对那些被人类自身夸大的自杀性价值观和极端主义的清醒而严厉的警告——不是被忽略,就是遭误解。甚至长期以来,世人竟不知不觉中培育出了一种更荒谬的惰习:把加谬和萨特粗粗地合葬于“存在主义”了事(而且是萨特却不是加缪的“存在主义”!)。过分欣赏、重视戏剧人格的萨特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冷淡加缪,确属本世纪人类思想的一大悲哀。否则,二战后的许多政治性灾难和专制毁灭运动是应该被人类理性所拒绝的。(假如半世纪来的中国人真有机会信仰加缪--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话,或许就有可能拒从诸如“反右”“文革”“不怕牺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样愚蠢的绝对主义神话了罢……)

  1960年,刚获完诺贝尔奖不久的加缪在一次车祸中颈部断裂。年近46岁。他说过:“向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人心……我依随我的心灵和情感行事,我毫无遗憾。”对这个他深深热爱并为之反抗到底的世界来说,他永远不是一个“局外人”。像人间的西西弗斯一样,他推动的滚石实在太巨硕太磐重了,消耗的力气也实在太多太多。像“向日葵”一样,在思想头颅高高升起时,那支撑它的脖颈却被压弯了。

  为生命辩护

  毋庸置疑,历史上的每一次“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都是以标榜实现“绝对自由”“无限利益”为先声的。这种非理性的夸张许诺委实刺激、诱惑并招募到了无数渴望成为自身对立面(由“被统治”到主持“统治”)的底层民众——而胜利也往往正是由“多数”优于“少数”这一简单的算术逻辑所注定了的。

  真正的问题是:该性质的“斗争”究竟实现了什么?“绝对自由”的乌托邦是否真符合人类存在的理性和道义原则?

  尽管后世的斗争学者和阶级理论家不断地给“奴隶起义”“农民造反”“无产者暴动”画添英武壮烈的史诗光环与正义表情,但透过这层现代的化学油彩,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为成为敌人的那个样子而斗争;为成为贵族而杀死眼前的贵族!——既是初衷,又是结果;既是人生观,又是价值观。

  “斗争”的深层原因自然是出于“恨”。而何为“恨”?舍勒认为:人们往往羡慕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使人产生了——“恨”心理——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化和有害的分泌物。于是,向对方暴力索取的欲念便产生了。应该承认,舍勒的判断在很多时候是成立的,无论中国“项羽”们的“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之嗟叹,还是本世纪初俄国街头暴动时对“战利品”的疯狂掳掠,都不约而同印证了这一点。

  加缪在他的名著《反叛者》中,对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革命”之本质和“绝对自由”的价值误区作了精辟尖锐的讽刺揭穿——

  “在理论上,革命这个词保留着它在天文学上所包含的意义。这是一种扣环的运动,这种运动经过完整的转移由一个政府过渡到另一个政府。它的确切含义是:‘确信会出现新政府!’……普鲁东说:‘认为政府会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而这只因为政府就是政府。’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此还可以再补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它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好战的政府。革命越发展,革命所意味的战争赌注就越大。1789年诞生的社会愿为整个欧洲而战。1917年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为统治全世界而战。整体的革命最终要求建立世界帝国。”

  其实,所谓绝对的整体的“自由”,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个人或集团意识形态对外的挑衅性扩张和侵略,那种闭着眼睛自淫自呓的“解放全人类”的说法,其基础不是自由和人道,而是霸权主义沙文主义的嚣张体现——正像我们现在所指责的美国式的体制扩张战略一样。

  正由于看穿了“绝对自由”的假相,识破了乌托邦话语的不诚实性,加缪才反对任何形式的整体革命的说法。他认为,从古罗马的奴隶起义到近代以来的俄罗斯,“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贴近过人的自由,因为“革命”是以完成对他者的征服为目标的,它的途径是暴力侵害,它最大的后果仅是实现了权力的相对转移而非别的什么。在这点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反抗姿态和工具方法如出一辙。

  “革命本身、尤其是被称为唯物主义的革命,只是一场过分的形而上学的十字军远征而已。大部分的革命在谋杀中成型……奴隶暴动、农民起义、穷人战争、农夫反叛均提出了相同的原则:一命换一命……反抗者拒绝受奴役,宣称自己同奴隶主是平等的,然后再轮到自己当奴隶主。”

  “平等”本身无疑具有天然的神圣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和谁平等?如何平等?平等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如果申请和奴隶主平等竟然是为了让自己也成为奴隶主,那这种“平等”要求本身就是道德犯罪,就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如果反抗奴隶主迫害和摧残人的暴行——竟然是为了有朝一日由自己来实施对他人的迫害和暴行——即使是对奴隶主,那只能说明,该奴隶骨子里本来就窝藏着奴隶主的卑鄙和污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对蓬头垢面的“雁雀”们高呼平等的少数“鸿鹄”们后来怎样了呢?项羽、刘邦、宋江、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哪一个不是从“寇”变成了“王”?哪一个还记得当年的“兄弟会”和“同富贵毋相忘”?

  加缪还特意列举了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一例,“奴隶的军队解放了奴隶,又把他们过去的奴隶主供给这些奴隶奴役。起义军还把好几百罗马公民(在奴隶们眼里,公民也属于特权异己)组织起来进行角斗,奴隶们坐在看台上欣赏,狂欢作乐。然而,杀人只能导致更多的杀人……一个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克拉苏(大奴隶主)以处死数千奴隶来作回答。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从卡布到罗马的公路上。奴隶主们成倍地计算他们自己鲜血的代价。”

  以血腥来反抗血腥,以残酷来惩罚残酷。西方的革命如此,东方的革命亦如此。中国项羽们斗争得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仇,就是纵火和屠城,就是拿仇人或其家眷的头颅来祭祀。

  萨特有过一句著名的话: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实,加缪比萨特更好更彻底地完成并履行了这一理念。针对集权专制和绝对意识形态,他主张争取思想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反叛”,但坚决拒斥阶级屠杀意义的“革命”:“每个反叛者以挺身而起面对压迫者的行动来为生命辩护,投入到反对奴役、谎言和恐怖的斗争中。……倘若他是一个彻底的反叛者,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毁灭存在和他人自由的权力。反叛者不会污辱任何人。他所要求的那种自由,他为所有人去争取它;他所拒绝的那种自由,他禁止任何人去取得它。……反叛追求生命而不是死亡。它深刻的逻辑并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反叛的行动是保持纯正。”(这多少也会令我们想起鲁讯的话:“革命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

  “绝不污辱任何人!”绝不统治任何生命!既反对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亦反对以多数的名义迫害少数!任何私己的自由都不能以剥夺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这正是加谬授予“反叛者”最醒目的行为准则、最高的道德律令。也正像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人类最深刻的“自由”要义恐怕也就聚于此了。根据这样的准则,我们可以断定,人类历史上许多所谓的“革命”其实都构不成真正的“反叛”意义,仅仅是夺取利益的“拚命”而已……仅此而已。因为它们都只强调自我的自由,而断然否决竞争者的自由——尤其不给利益的敌人以丝毫宽容和理解——甚至连生存权也剥夺了。比如法国大革命、俄国1917年革命时的大规模镇压异端,处死国王、沙皇及其家属,消灭持不同政见者。这都暴露了“革命”的复仇本性。

  历史证明,正是那些标榜“无限权力”和许诺“绝对自由”的人率先建立了意识形态帝国,率先抄起了专制与极权的棍棒,率先在意识领域搞起了可怕的“统一”,率先搞起了焚书、查报、审刊、禁言的垄断话语运动。

  “革命”,加缪说到,“它声称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但它首先是一种政治,一种意识形态。鉴于它的功能,它不能避免恐怖和对现实施行暴力。不管它的欲望是什么,它都从绝对出发来塑造现实。”从绝对出发来塑造现实,以极端为绳来炮制标准,假纯粹之德以修饰主义,借完整之名以剿除异己,此即二十世纪政治乌托邦的最大荒谬所在!

(王开岭)
 
  2002-12-03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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