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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的诞生依赖着更多人的加入。这是人自身繁衍之外的天然的聚拢行为。偌大的太行山南麓，若是仅仅容纳了至今不足100多人的鞍子沟，其生命力也是极其短暂的。毕竟，一片地域并不可以由一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独享，需要不断的加入者，不但要拓展面积，改善环境，更重要的是，一个家族的壮大需要外来者的配合和支持，才不致因为自身的繁衍功能衰竭而整体消亡。鞍子沟乃至附近的骡子圈、杏树洼、栗岩坪、里沟、南垴、砾岩、和尚沟等村庄，最初基本和鞍子沟一样，都是几个同姓或是同胞兄弟落足之后，经过原始的修整和积累，女嫁男婚，才逐渐繁衍成现在的规模。
但究竟是那个村庄的先人最先在这里落足，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能够准确说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村庄诞生不久，紧跟着又有一个村庄诞生。但是，在村庄人们的意识中，血缘上的亲近和对家族的依赖感是浓烈并且强硬的，任何外姓人家的加入都会遭到一定程度的蔑视和排斥。即使通婚的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在感觉上和行为上，也和自己的家族更为亲近。尽管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和人思想观念的变迁，古老的约定俗成的规矩或者族约偶尔被打破，但鞍子沟和附近村庄人们依然顽强坚持着，即使一个村庄和另一个村庄之间仅隔一道山岭，只需趟过一条河，甚至拿着一根长杆就可以搭在另一个村庄人家的房顶，但决不会相互混淆，是那个村的就是那个村的，强行加入和别人指称都不可以，无论是谁，都会从心理上进行排斥，从语言上的进行反驳。
由此可以判定，最初的情况是:这一个山凹杨姓占领了，张姓便从寻一块地处，这一道沟李姓盖了房子，白姓就爬上了山腰……依此类推，逐渐形成了杨姓的鞍子沟，张姓的砾岩，白姓的和尚沟，傅姓的骡子圈，曹姓的杏树洼，郭姓的南垴，李姓的栗岩坪。直到今天，鞍子沟和附近几个村庄一个姓氏一个村庄,决不允许外姓人加入的模式一直不曾改变，这一规矩曾经达到了皇家律令，不容侵犯的严格程度。据祖父说，解放前，谁要是触犯了这一条“律令”，轻则被家族长辈号召年轻人捆绑起来，吊在梁头上用沾了水的荆条子抽打，重则就逐出村庄，由他自生自灭。直到天下太平，成立了公社和大队之后，在政策和干部们的干预下，这条“律令”的威力才有所削弱，但有人触犯，还照样会受到全村人一致的口头谴责，所不同的是，当面说的人少了，背后唧唧喳喳的人多了，按照长辈们的话说：现在的人都变得圆滑了，有话不当面讲，背地里大声骂娘，甚至损坏你的庄稼和器具，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最初，两个村的人见面了，开始是陌生，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就熟了，久而久之，相互都摸准了对方的脾性，这个村的和那个村的人若是投了脾气，拜个干朋友，做个儿女亲家，甚至这个人的媳妇和那个女人的男人偶尔有个什么过分的事情，在村里人那里都认为再正常不过，最多不过把谁谁跟了谁谁之类的闲话当新闻一样传播十天半个月后，就又在村人的嘴巴里面销声匿迹了。
祖父说，在咱们这几个村庄里面，骡子圈和砾岩住的很远，都是后来从山里面迁来的。比如说砾岩村，最开始在和尚沟最里面，抬头就可以看见的和尚山根，离咱村还有十五里的路程。那时候也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路，就是沿着河谷，慢慢地踏出了一条路，等夏天秋天河水大了，砾岩村的想出也出不来，外面的人想串个亲戚，到那儿锯几根木头，都要等着河水小了之后，才能够出来进去。
砾岩村的旧址我是很熟悉的，十二三岁的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到那里砍柴、锯木头，采药材，捉蝎子和摘山楂。直到我参军的那年，那里还住着一个老光棍和一个孤寡老妇人。村子基本还像村子的模样，除了那个老光棍住的房子之外，原先的数十座房子都变成了废墟，满目的荒凉、幽闭和破败。地基上长满了荒草，枯树和细软的藤蔓。孤寡老夫人住得更高，房子也和其他村庄人家的一样，都是由青石一条条地垒起来，梁、椽、檩上面覆了草席和黄泥，再用青石板覆盖住的。离砾岩村旧址还有五里的山路。
那年我和父亲去她家的时候，是个中午，太阳呼啦啦地照着满山坡的松树针叶。我和父亲渴的不行，嗓子像火点着了一样，火辣辣地疼。我脚还没有踩上屋里的黄泥地，就看见一口白森森的棺材横在屋子中央，我一阵惊颤，胸腔一阵森凉，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整个砾岩村旧址周围都是高耸连绵的山岭。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野花杂草，其中，挨河谷的阳破上面，以杨树、槐树和几丈高的大椿树为最，每年春天，杨槐树的枝头上就挂满了一骨朵一骨朵的白花儿，甜甜的香味在整个和尚山上角角落落里弥散，蜜蜂和大黄蜂嗡嗡地忙着采撷花粉和甜蜜。再向上，偌大和尚山腹怀里的沟沟岔岔，坡坡岭岭上都长满了松树，松涛阵阵，到处都是鸟儿的叫声，从这个山谷传到那个山谷，清脆的声音像音乐一样悦耳动听。住在那里的砾岩村人，整年都有绿色看，整年都有音乐听，还不缺柴烧，随便拣掉河边的石头，腾出一片地儿来，就可以种庄稼了，不管种什么，都有水，就连麦子，也长得和人一般高。玉米和高梁穗子大不说，就连杆子，也可以用来打狼。
这当然有些夸张，但森林里面有狼却是真的，而且不是一匹，而是成群结队，具体数目谁也不知道。狼这种动物，和人一样，一个可以是十个，十个可以是一百个，不光是它们的繁衍能力，更有它们的残忍和凶猛。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砾岩村的那个先人，把村子建在这深山老林里面，简直就是与狼作对。而且还有经常糟蹋庄稼的野猪、獾，逮小鸡的狐狸和香气四溢的麝等等动物，野鸡、野兔和松鼠更不要说了，多得脚下绊的都是，随便在哪儿下个套子，就会逮住一只。
对最初的砾岩村人来说，狼和野猪，绝对是个不小的威胁。听祖父说，那时候的狼很厉害，夜里大声嚎叫，就在咱村，一到晚上，狼叫的声音听得也特别清楚，听得就像在对面的坡地里似的，更别说基本上和狼同窝的砾岩村了。一到晚上，成群结队地进到村子里面，在院子里面乱窜，嗷嗷叫着，尤其有月亮的晚上，从窗户里面往外看，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到处都晃着绿眼睛，沓沓的蹄声从河谷的石头上面传来，敲得人心寒。狼们的胆子比人大，太阳一落，满山遍野都是它们的嚎叫，到了深夜，就跑到村里来，撞门子，扒窗户，劲道儿特别大，若是谁家的门板薄了，插销细了，一家人就非喂了狼不可。为此，砾岩村人也给牲畜们盖了的房子，用料和人的房屋差不多，若不是有硬石头挡着，养多少驴子、牛、猪羊和鸡也都不够喂狼。
但狼们大都在夜晚活动，夜晚是它们的天堂，这些自由、狂傲、不妥协的生命，英雄主义者的精神图腾。现在已经消失了，村里人谁也说不出它们消失于何时，又是以怎样方式，如今的松林里，再也不见了它们的踪影，听不到了它们的嚎叫。倒是庞大的尖牙利齿的野猪和獾，还在无日无夜在地里拱来拱去，咬噬庄稼，横行霸道。以前的时候，村里人自制了土炮，炸死不少野猪，有剽悍的男人，几个人合起来，到山里去伏击野猪，屡次得手之后，人便狂妄起来，潜意识形成了野猪也不过如此的印象，砾岩村的张二黑就是一个例子，自以为五大三粗，一身力气，对付一个野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结果让恼怒的野猪给咬死了，还有先前提到的那个白栓子的亲爹，葬身猪口也是因了狂妄的过错。
如今，咬死那两个人的野猪或许早已死了，不知在山的那个角落，但它的子孙和人的子孙一样，又一一出现在同一块地方。在生存权利上，动物和人绝对平等。那些蔑视自身之外动物的人们，自己的血脉不一定就比其它动物久长。
郭姓的南垴虽离鞍子沟只有5里的山路，人口很少，把老的小的没有出世的全部算起来，至今也不过50多口人。也不知郭姓的先人当初是怎么想的，硬是把一个村庄挂在了半山腰，而且还是下午太阳照不到的背坡。为此，邻村的人经常嘲笑南垴人，你们那儿天黑的早，半天等俺这儿一天，南垴人听了很是生气，但不好发作，就回敬说，那可不是，我们这儿的天早早就亮了，那像你们，那会儿还在被窝里放臭屁呢？然后嘿嘿一笑，就觉得舒服了许多。我们鞍子沟和南垴遥遥相望，每天一起床，就相互看见，虽看不到人在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做的事儿干得活儿吃的饭没有太大的区别。
南垴为什么会在半山腰，许多时候，邻村人想不通，就是现在，南垴村谁家的儿子要说媳妇，到谁家里，谁的大人就说南垴那地方，半天不见太阳，到那里去过半天的日子呀。这是对南垴的一般人家或者穷人家说的话，如果是富裕一些的人家，被提亲的那一家大人就把这句话省了，衡量衡量条件，往前想想，朝后看看，如果觉得合适，还是要把自家的闺女给南垴人的。有句话说得很好：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一点不假，有了钱了，即使躲在3000米高的老爷山顶，也有人吭哧半天，跑到跟前说东说西，用嘴巴、礼物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讨好你。
村里人都觉得南垴的地理位置不好，风水也不好，主要是村里出了几个歪歪扭扭，有点傻的人。在村庄里面，对风水依然很看重，别说建村盖房婚丧嫁娶诸如此类的大事，就是出个远门，都要找懂阴阳八卦掐指算命的人算算，看今天是虎冲羊，还是马踏鼠，往东顺利还是向西平安。村子建成之后，盖房子就成了头等大事，从选地方开始，就找个远近文明的风水先生，用眼和双脚勘探勘探，用罗盘定定方位，主要是这地处旺不旺人，下一代傻还是俏，如果是可以诞生大官大富之人的好地方，那就兴奋得不得了，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遇到顶好的，村里人就相互争了起来，哪怕六亲不认，打破活人脑袋也寸步不让。通常，一个地处先由一个风水先生看了，大致确定下来，可毕竟是一个人说的，村里人不太相信，就再找一个来，重新看看。往往，一处宅基地要三个风水先生看后，房主才可以放心打根基，拉石头，找个空闲时间，找些人来叮叮当当地垒起来。人住了多少年之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倒还罢了，若是谁家的儿子女儿考上了大学，当了官儿，在外面混成国家的人了，就又旧话重提，说人家那房子地方站得好。
据说，南垴的先人到这儿的时候，也找人看了，可能是个平庸的要不就是混饭吃的假风水先生，胡乱比划说，这地方，面北朝南，站得地势高，面前的鸡冠山堆金流银，绝对错不了。南垴村的先人也就信了，多少年之后，村里却是出了个当官的，也就是郭二愣子的大儿子郭大名在部队当了连长，要说大确实不大，但在村里人那里，那是很大很大的官儿了。至于别人家出的那几个歪歪扭扭，有的傻的儿子女子，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南垴村的精气被小连长郭大名拔光了，其他人家出几个傻子是必然的事情。
骡子圈村在鞍子沟村后面的一道沟里，曲曲弯弯的沟坡上一色裸露的褐红色岩石，上面的荆条子和茅草再稠密，也不可能长到石头上，远远地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喝醉了酒的醉汉，一个摞一个地躺成了高矮不一的山。沟底有几片棌树林，棌树林子下面，就是一层层旱地了，种些花生，红薯，玉米谷子什么的。在向前一段，就是骡子圈村了。和其他村庄不一样的是，骡子圈村零零落落的傅姓人家谁也不跟谁合着，东面山坡上一家，西面山坡上一家，沟底一家，沟口一家，好像是盖世仇家一样，谁跟谁也不靠拢。
在我曾祖父的那个时候，骡子圈村还在后面的大山里面，我捉蝎子的时候去过多次，和砾岩村旧址不同的是，骡子圈村旧址是在阳坡的山沟底下，没有松树槐树大椿树，草和葛条(一种柔韧的类似绳子的藤蔓植物)倒是很多，核桃树也很多。十年之前，十几岁的我还吃过树上的核桃，用刀子从中间缝隙插进去，再顺着缝儿一旋，就可以吃到里面脆生生的核桃仁儿了。后来蓦然听祖父说，那沟里曾经吊死过几个人，有日本鬼子干的，也有自己想不开一吊了之的，有被鬼子侮辱了的妇女，也有穷得过不下去的健壮男人。出了这事之后，骡子圈村夜夜不安静，不是他听见了鬼哭，就是你看到了鬼魂。为此，村人专门请了几个阴阳先生，埋了犁铧、桃木弓、柳木剑等等所谓的“镇物”(迷信词，为镇压神鬼之类的手工品)，就这样都不管事儿，该发生的还发生，该看到的还看到，一把全村人搞得心神不宁。
村里人看这样下去不行，非再闹出个什么大事儿不可，就思谋着搬出这山沟，到离鞍子沟、砾岩和杏树洼近的地方重建村庄。
一听这事，我真有点后怕，以致和父亲一块儿去那儿割荆条的时候，心里还很紧张，尤其是夏天中午时候，蟋蟀和鸟儿的叫声更使沟底村庄的废墟安静的瘆人，冷不丁掉了一块石头，沟底就响起一阵回声，一想到吊死人的事儿，我就头皮发紧，头发好像竖了起来一样，全身都是黑不溜秋的鸡皮疙瘩。
这一次，骡子圈人记取了南垴人的经验教训，但这次迁徙虽有点集体行动的意味，但基本上是各顾各，谁也不给谁掺乎，即使亲兄弟，也是你找你的地儿，我找我的房基地。各自找了五个以上的风水先生，一个冬天的时间，就都搬到了离原址4里开外的山凹里，住着新房子，种着以前地，说着以前的话，生着以前的火，冒着以前的烟。
转眼到了1970年，平(山县，现属石家庄市)涉(县，现属邯郸市)公路从这里经过，当时说是战备公路，村庄人虽然穷一点，但一听说要修路，而且是战备公路，可是头等大事，男人们就一个个卷了铺盖，揣上粗瓷大碗，参加到了修筑战备公路的劳动中。因为山高石险，修路的过程中，砸死炸死不少人，但路终于修通了，村里人再不要娶媳妇骑毛驴，走路靠脚板，拿东西用肩扛，架子背了。远在深山的砾岩村、骡子圈村和南垴村的人们看到了挨公路近的巨大好处，就逐渐地搬出远山深沟，和鞍子沟、里沟、杏树洼、栗岩坪和和尚沟一样，家家户户都住在了公路边。
村庄人们向公路聚拢的行为，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亲近心理，尽管他们谁也不会意识到，获取了生活上的方便，也带来了现代工业的油烟和偶尔的车祸问题。公路原本就在一道道陡陡的山岭上绕着，像一条白布，曲曲弯弯，路边除了村庄之外，就是犬牙差互的高低悬崖，坡度大都在40度以上，没有几处平坦的地方。也许是在深山老林住得太久的缘故，砾岩村人不管这些，搬迁的时候，一家家，一户户跟大荒年抢吃食似的，将自己的房子盖在公路边上。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先后，尽管大家一起奔跑，最先到达终点永远是少数人。落后的人家看公路上面没了盖房子的地方，再争也没有用，干脆就另找去处，因了挨着河沟和种田方便，后来者大都把房子盖在了公路下面。
乍看起来，公路下面的房子很危险。因为坡陡，汽车就在自己的头顶上，喘着粗气爬坡，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向下俯冲，若是哪个半吊子司机手中的方向盘稍微一偏，“钢铁炸弹”就会凌空飞起，不定砸在谁家的房顶上。可是过了多少年，汽车来来往往不下百万辆，到现在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想象中的不幸事件。到了现在，砾岩村的年轻人愈发胆大，向着公路一个劲儿靠近。今年回家，路边又盖起了一些新房，其中，张秋林、张云和张之林等几户人家的房顶，几乎与路面齐平，距离也不过三尺远。
通常的情况是，一户人家的儿子大了，娶媳妇就要盖房子，再不肯和父母同住一个院子，同在一口锅里搅勺子。人人心里都想着开创自己的一片基业。村庄似乎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重复着“娶媳妇，盖房子，养儿育女，再盖房子，再娶媳妇，再养儿育女”的人生圈子，在村里人心里，这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全部内容、奋斗目标乃乃至一生的价值意义。这实际上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扩张行为。人是活的，人人要生儿育女，儿子大了，就要另建家庭，自己过自己的时光。
在时间当中，人口逐年增加，村庄一点点长胖，原来的范围已经没有了可以容纳房子的空隙。向外发展就成为了必然。开始的时候，一个村庄的人只会在自己村庄的范围内拓展，尽量不去侵占邻村的地盘，对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前几年，几个村庄的人还都比较自觉地守着，尽量在自己属于自己村里的地盘上修房盖屋，不去打邻村的主意，即使有人多势众，气焰嚣张的人家，充其量也只是说说话而已，也不敢强行占取。
但这只是以前的规矩，现在就不同了，改革开放之后，南沟大队出了几个官儿和富户。跟以前地地主一样，远近闻名，这本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村里人眼里，就成了他人的一种造化。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患有严重的软骨病，在规矩甚至法律上面，只对官员、政府和富人网开一面，即使侵占了自个人的利益，为了保身和继续生存下去，就还得强装笑脸，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
由远村到近邻之后，砾岩村后来居上，因为处在附近几个村庄的中间地带，前面后面的村庄都可以够得着，大队又在砾岩村盖了戏园子、小学校和供销社，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南沟大队的行政中心。年幼的时候，有几次跟着母亲，在砾岩村的大戏院前面空地上，参加过几次村民大会，好像是选举大队支书、主任、会计的事情，乡政府的人和村里的干部，按大小顺序，坐在一排桌子上面，一个人还讲了话之后，几个帮闲的人就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把一张张纸条递给群众，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要群众在已经写好的几个人的名字上打勾儿或者画圈。
砾岩村的中心地位确立之后，喜欢靠近或者占领“中心”，是村民乃至更多中国人的一贯思维，“中心”意味着方便、地位、权势和金钱。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离中心远一点的人家就想再“中心”一些。
当时，有这种愿望的人很多，但能够说通或者能“镇住”砾岩村的人没几个，除了在职的政府官员之外，就是近几年“一夜成富”的暴发户了。最先进入砾岩村，开创南沟大队外姓人进入他人村庄先例的，是我们乡当时的书记兼乡长。听母亲说，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说起这件事情，只看见刘家的人在砾岩村地盘上打地基，拉石头运砖块，很快就叮叮当当地垒了起来，几个村庄的人都觉得纳闷，但很快就释然，村里人几乎异口同声说，人家是书记和乡长，砾岩村的人敢不让人家来，再说，乡长夫人的娘家也在砾岩村。
村人很会找理由，尤其是那些规矩之外的事情，就像刘姓人家进了张家的地盘一样，明白着是人家拿官儿压着自己答应的，却说人家媳妇娘家在砾岩村，迁过来很合理。有的还说，人家来这儿照顾岳父岳母的，看你们多孝顺。
有了第一个，接着就有第二个，但一般人家不可以有这样的奢望，第二个进入砾岩村的，还是刘姓人家，虽然不是官儿，但比官儿还高上一筹，一家人都在银行里面任职，大的当主任，小的作职员，没一个不让村里人眼馋和嫉妒的。第三个是当时的大队支书，还是刘姓人家。村里人都说，砾岩村都快被里沟村人占满了，姓张的以后也姓刘吧。普通的砾岩人笑笑，不敢说什么，队长会计之流遇到愣一点的群众，就作思想工作说，人家到咱们村来是好事，乡长、银行主任、大队支书，哪一个不是有本事的，咱们求着人家的时候多，占点地方又算得了啥呢。
愣人一想，别人都不说，就咱一家说，那不是明摆着和人家乡长、主任和支书过不去吗？还是关起门来，不碍自己的事情，看见就当没看见算了，反正不是占的一个人一家人的地盘。
没有权势，但极想进入“中心”的人看了这等情形，表面说不说谁也不知道，但个个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有点实力的人衡量一下，变着法子跟砾岩村的队长会计说还有关系要好的群众说，还带了烟酒，但只给队长会计，一般的群众磨磨牙齿就可以了，毕竟群众只是群众，不掌握权利，最多说说话儿，发表一下意见，至于采纳不采纳，那是队长会计的事儿，和群众没关系。
相比更大一点的官儿，队长会计之流不过是土老冒，人家大队支书让你当你才能当，不让你当也就一句话的事情。队长会计之流也不傻，自儿人会衡量，一般来说，对待这样的事情，向上看总比向下看好，向上不惹人，还可以得到好处，向下看只能吃亏得罪人。但下面也不可小看，遇到“难闹”(意为聪明和诡计多端)的群众，暗地里变着法子整你队长会计，今天拔你几株庄稼苗，明天砍你一棵树，更为恶劣的，还敢瞅个夜黑风高天，一把火点了你的老房子。派出所来查，大都查不出来，那些民警骑着摩托或者开着车来几趟，吃上几顿饭之后，找不出纵火嫌疑人，时间一久，就跟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不见了踪影。受害人家也只能是有苦没处诉，干吃哑巴亏。
类似的情况每个村都有。有的一个村的和一个村的闹，有的村庄和村子之间闹，不是你占了我的地盘，就是我盖房子影响了你走路。整天为此吵闹不休，其经常性在几个村庄里面，鞍子沟是其中的佼佼者。
相比砾岩村，鞍子沟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暂时不存在盖房子没地方的问题。但鞍子沟人不习惯寂寞。若是到南沟大队随便打听一个人：鞍子沟人喜欢干什么？人家就会告诉你：鞍子沟人就喜欢窝里斗。这是实际情况，非辩解和死不认帐所能否定了的。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面还残存着许多亲身经历的鞍子沟杨姓家族自相伤害的实录镜头。
自从我记事起，鞍子沟村就充满了硝烟，不是杨贵新和杨恩林两家为了一块儿地皮吵，就是杨力华和杨新贵两家为了一个走路的过道大打出手，不是我们家和杨人新两家为了几株庄稼吵，就是杨富和杨润两家为了几颗几棵树破口大骂……没有一天安闲的，在鞍子沟人心里，好像一天不闹不吵不打架，就好像缺了一些什么？一个个变得无精打采，在村子里面四处乱晃，总想找个事情和谁谁闹个事儿，骂一顿，打一架。在众多的吵闹打骂，以房基地和房子之间的空闲地带争端为最。
家庭或说家族人多和人少，在鞍子沟，不只是一个数量上的，而且直接关系到在村里的利益得失。每个家庭都在拼命扩充人力物力，每对父母拼命生孩子，以前政府不管，开始管的时候，大家还都是以前的样子，一个刚生下来不久，另一个就在腹中孕育，宁可被罚款，被乡里的计生办公室拆了房子，拉走家具，也还要跑到外面，把孩子生了，再回到村里，从建家园。“没人贫死人，有人不算贫”，这是村人的一句口头禅，不但反映了传统的生育观念、经济意识和家族伦理，而且表达出了村人誓死捍卫生育本能的强烈心声。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请人在村子前面的一道山沟里看了房基地，确定之后，母亲捉钎，父亲抡锤，冒着寒冷和大雪，打了两个冬天的石头，第三年冬天，在大姨家的几个表哥的帮助下，硬是用架子车把石头拉到房基地，次年正月找人盖了起来。母亲说，在村里住的时候，受够杨贵新、杨新贵和他们娘朱二妮的欺负，搬到离村庄远一点的地方，就不再受气了，别人的闲话也不听，一心过自己的时光。
可是，没过几年，杨贵新就又撵了过来，在我们家后面，盖了房子。母亲说，跑过来也没有逃出人家的手心，刚清净了没几年，人家又骑在了咱头上。直到现在，我们家和杨贵新家一直为了房基地争吵。有几次，杨贵新趁小弟和父亲不在家，跟我们门前过的时候，突然冲到我母亲面前，使劲打了两个耳光之后，就迅速跑远了，小弟知道后，跑到人家门前论理，却被杨贵新一家7口人围住打了一顿。杨贵新仗着自己家人多。我父亲是独子，我在数千里之外的巴丹吉林沙漠当兵，再长的胳膊也不能为母亲和小弟遮挡杨贵新家人的打骂。
杨恩林和杨润是亲兄弟，可在房子问题上，寸步不让不说，还集体打了几场，两家都有人负伤住了医院。
随便在南沟村待上几天，就可以听到打骂的声音，沿着深而弯长的河谷，吵骂的声音比河水更为响亮。
杏树洼和里沟，栗岩坪和和尚沟，坡树和田地连在一块儿，这个村的占了那个村的一片地，锯了另一个村的树，哪怕是一寸一毫米，一枝一叶，都要论个长短，实在没人管，就大打出手，谁人多谁就占便宜。就像古代的战争一样，人多的占绝对优势，人少的大多吃亏。一段时间内，好多人开始练武，院子里面掉个沙袋子，或者买了武术图解，照葫芦画瓢，练个一招半式，不是用来对付越狱之后逃到这里的罪犯，而是为了在争夺地盘的“战斗”中显示威力。前几年，十几岁的弟弟辍学之后，一心要到河南少林寺练拳脚，跟母亲说了好多次，母亲心疼钱，没有答应弟弟的要求。我在那时候是个士兵，自顾不暇，没有能力为弟弟提供经费，直到现在，一提起这件事情，我和弟弟遗憾地摇头。
村里人总是把这种吵闹打骂行为省略为吵架，这可能是一种口语，就村里人争夺地盘的热烈和残酷程度，称作“战斗”也可以，若以人性论，称作“战争”是最恰如其分的。《辞源》解释说：“战争，国家或武装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这里，需要表达或者重复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个人的行为和品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表达着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志，人与人的勾心斗角，恶意伤害、诋毁和打击，与炮火硝烟的战争几无差别，都是不人道，灭绝人性和摧残生命的可恶行径。
南沟村的这种持之久长的“战争”，让人疼痛又叫人愤怒，让人可怜又使人悲哀。它这种邪恶始于何时，南沟村人人都可以说出，而结束却是遥遥无期。
（杨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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