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 连队

　　我常常回首我们的连队。连队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比如回想连队我会想起我们的营房、操场、连长、排长……等等一大堆景和物、人和事。一般情况下，我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我们曾经生活于斯，成长于斯，感叹于斯，也咒骂于斯的连队营房。

　　那是一幢三层大楼。掩没在排排红砖到顶的楼群中间。长年的日晒风吹雨淋，红砖墙面已经失去光滑和光泽，因而显得苍老古朴。它的外观明显地带有苏式军营建筑风格，是方方正正的四方体，斧劈刀切似的，条是条，棱是棱，线是线，块是块。连底楼的大门也是这样，舍不得用上线条圆润一些的拱顶，只在楼中间支出一块十来个平方米大小的阳台，下面支着两根棱角同样突出、端直的柱子。楼顶呢，是用混凝土预制板铺连而成的，像偌大的钢板，紧紧地箍住楼层。整个营房就这样，棱角鲜明，高大耸然，强壮彪悍。远远地看上去，像是一个大火柴盒子叨着一个极小的，不成比例的小火柴盒子。

　　所以，我们连队的营房队除开固若金汤的特点外，终究是单调沉闷的。

　　但这并不要紧，我们连队门前有树哇。有树就有生气，有树就有绿色和希望。何况那还是两棵特别茂盛的大树，树尖高出楼顶十好几米。每回我们外出驻训、拉练、演习回来，还隔着三五里地呢，远远地就看见了树尖。看见了树尖就看见了我们连，看见树尖我们就很激动，就加快步伐回到连队。

　　然而，我们连的人一直都没搞清楚这两棵树究竟有多少个年头了。是先有营房还是先有树呢？我们问连长，连长问团长，问到后来答案只有一个：我们来时它们就有了，我们走了它们依然存在。

　　也就不去管它了，树在我们连就是我们连的风景。我曾经看到一张彩色风景图片：一片枣林里，泥地上铺满了落叶。那些金黄色的叶片，厚厚叠叠，联成浩浩荡荡的一大片，延伸到画外，给人不光悦目的美，还有思考：生命与价值，存在与虚无。但我们连队绝无这样的风景可看。和别的连队一样，我们连部门前用水泥浇涛出了好几个四方框，里面垫土铺沙，装上单双杠、木马，空余的场地也大多用来打上了水泥，划出间隔七十五公分的齐步和正步线。一年四季里，草坪、沙坑都修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树下也绝不会有落叶的存在。那些金黄色的叶片刚刚飘落下来，就被碰巧撞见的兵捡起来，一片一片地放进垃圾堆。甚至有兵看见树叶开始发红了，变黄了，就时时加以注意，盼望着去扫落叶，好赢得连队的表扬。

　　平心而论，这些设施和精心营建出的整洁虽然很实用，很能显出兵营干净利落的特色，但离自然的原初状态也越来越远。我到连队时，也知道一切都不好再改变，但还是萌发过美好的想象与幸福的期待。我想，我们可以在树旁安置几张石桌石凳，再在旁边植些花草，摆几个艺术造型，以便课余时间在花香里坐着，读读书呀，聊聊天呀，下几盘棋呀什么的。实在不行，我们也可以只围着大树安几张靠背的条椅，刚好让树荫挡住雨水和骄阳。那样，绝对的美观而富有生活气息。但我们连的人明显不属于浪漫主义的，我刚给连长一建议，连长就带着些批评的语气说，你呀，还真是个新兵。部队嘛，弄成那个样还能叫部队？在场的其他人也对我微微地坏笑着。我看见了他们没有说出口或不愿说出口的鄙夷话，那些话可能是“你懂什么呀”，“真是个新兵蛋子”等等。我有些恼怒地看他们，我想，等我当了连长，一定要那么样。

　　树在我们连一如昨天那样生长着，它们永远是那么高大挺拔，郁郁青青，显露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请不要以为我要借这两棵大树来暗喻我们连的卓尔不群，不同凡响。我们连仅是一个普通的步兵连队，多普通呢？你听我慢慢地说。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个节目，叫《走进知名连队》，那里面没有我们连；还有一年，《解放军报》开辟了《基层连队巡礼》的专栏，我们连也没在那上面挂上名。就是在我们团，我们连也像一个小弟弟样的，永远不显山不露水。为什么呢？我们团还有一个“特功八连”啊。那是一个历史悠久，战功卓著的连队。光二级以上的英模就有三百四十多名，还是仅统计到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还有三百多面奖旗，几乎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多得只好叠起来放。他们的文书说，每隔个把月就得抱出来晒一晒，否则就发霉腐烂了。相形见绌，我们连要黯淡得多。荣誉室里，稀零零地挂着几面锦旗，大多数还是后勤部门奖赠的。

　　更可气的是，每回上级首长机关下来检查，地方组织慰问参观，路线都是距我们连最近，按照建制序列，我们也在八连前头。但是每回都是打我们连过，先到八连。有的时候甚至看完八连就走，根本不到我们连。每年搞重大演习或者执行别的以连为单位的重大演练任务，也是八连打头，我们连的人去加强。还从没见过八连配属、加强过我们连。年终总结也是，八连评上了先进，我们连不一定是；我们连是，八连肯定也是先进连队。八连像是我们连队门前那两棵大树，占尽了我们团的阳光，我们只好生活在树荫下。八连也是我们团在长跑比赛中扛起的一面旗帜，领着别的连队呼啦啦地向前赶。引人注目的是旗帜的光艳和呼啦啦的叫喊，至于是谁在旗帜后叫喊反倒不重要了。

　　我到连队第二年，驻地遭受到两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电视里频频告急，说许多村庄被淹，大中城市危在旦夕。我们斗志昂扬开赴到抗洪前线，通宵达旦扛运了四昼夜沙包，还没有体会到当英雄的感觉呢，团里却下发了一道命令，只留八连在堤上巡险，其它各连撤到县城里休整待命。我们无可奈何地撤到县城师范。睡在教室里，整天处于待命状态，大门都不让出。团里一会儿通报八连的兵值勤查险认真负责，一会儿通报八连又排除了一次险情。反复强调八连的兵最辛苦，最有战斗力。我们却想，谁还不是一样能那么干。而我们离大堤十多里远，根本听不到洪水的声音。三五天过去了，还没有具体的任务。整天打扑克，玩双升级、拱猪、跑得快。好多种花样都玩腻了。教室里留下的童话书每个人也都读了一遍，人人都能讲出五六个童话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不是来抗洪，是来学当幼儿教师的。看着八连的风光，大家心里都憋着气，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骂连长指导员是肉头，争不到任务。牢骚话一大筐，连长指导员隐隐藏约听到一些，都黑着脸，看见兵便躲着，生怕大家提要求要任务。

　　一天晚上十二点钟过后，连长在楼下嚯嚯的吹哨，用从来没有过的高嗓门喊：“集合，集合，抢险去！”好多人长裤都没穿，跑下楼来，一脸的兴奋和期待。平时斯斯文文的指导员在简单动员时也喊出了粗话：“妈的，是骡子是马，今天晚上拉出来溜溜。谁要是当了软蛋，别怪我不客气。”下面的人哞哞叫着爬上车厢，还没站稳就擂车厢板直叫司机开车开车。

　　那天晚上的险情是特大管涌，大堤上十来处往外喷黄水。如果不在最短时间内排除险情，千江之水将冲垮堤坝，区域内几万人将有灭顶之灾。没等连长多讲，全连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各找活干。装土的猫着腰，砰砰地装土，头都不抬一下。扛沙袋的蹭蹭地猛跑，到了堤上，直接把沙袋从肩上惯过去，腰都不打弯。指导员也拼命似的扛着两个沙袋，边跑边喊：“跑起来呀，都给我跑起来！”隔七八分钟就呼几句口号，不断地鼓励着大家。

　　当时堤上只有三个连队。八连的比我们先干一会儿，看上去筋疲力尽的，跑都跑不动。我们连的人便喊：“八连的，加油哇！”也有人喊：“八连的，一边稍息去”亢奋得像过大年。

　　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晚干到后来，取土的地方踩成了泥浆地，一脚踩下去就没了脚踝，好多人的胶鞋陷进去拨不出来。连长说：“现在都什么时侯了，还鞋不鞋的”，带头脱掉鞋。鞋踩掉的，也不找了，穿着鞋的马上脱掉，都光着脚丫在泥地里猛跑。五六个小时没歇上气，都跑累了，动作有些慢，指导员大喊：“就这个熊样还跟八连比什么呀？跑不动是吗？跑不动滚到一边去！”八连的在那边唱歌，喊口号。他们刚刚吃了一点饭，精神又来了。八连一叫，指导员一激，我们火气来了，都想，拼老命吧，大不了一死。比不下去八连，回去后不但照旧当孙子，还得受许多窝囊气。

　　老实说，那天晚上抢险，我们连要比八连出色得多。连团长也不住说：“七连不错，七连不错。”

　　但是，后来在关于这次抗洪的电视新闻上，播音员却说，特功八连在兄弟连队的配合下，成功地排出了特大管涌险情。我们七连就这样被省略掉了。看到这条新闻，兄弟们眼里冒火，差点把电视机给砸了。

　　抗洪抢险任务结束，地方政府组织欢送。按说应该按照连队的建制序列轮番通过欢送队伍。可八连却被安排到最前面。八连把连旗插在前车厢板上，战士们站在敞篷车厢两边，英雄样的微笑着，挥手向群众告别。老百姓们也把大束的鲜花，苹果、听装饮料不断地往车上扔。我们通过时，欢送的人群把该送的、该扔的早送出去了，都没精打彩的静静地看着我们车队通过，没有一点欢送的气氛。我们闷坐在车厢里，高兴不起来。有人说，妈的，知名连队的牌子是硬，我们辛辛苦苦全是为八连在干。

　　回去后就有不少人要求调到八连去。写决心书，写血书，三天两头给营里送，给团里送。连队干部知道后很恼火，指导员专门搞了一次教育。说我们连也有特殊的历史和功绩，我们没来，历史和英模是连队。我们来了，我们就是连队。我们不必希求躺连队的功劳薄上睡大觉。指导员最后说，我们和八连一样，都是钢铁长城上的一块砖，是正步行进队伍的一个兵，一个共鸣共振的足音。

　　当时我们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指导员不过是拿官话来安慰我们。但到了后来，我们真的不为自己连队的名气不响，英模不多而惋惜什么。我们也不是很羡慕“特功八连”和三军所有知名连队的战士们。我们想通了，当兵在哪不一样呢？只要尽职尽责了，问心无愧了，谁还在乎属于哪个连队。

　　又经过两次裁军了。我怀念我们的连队。虽然那是一个令我们多少有些心痛的普通连队。还在部队的小赵(该叫老赵了)说，营房还在，大树还在，连队还在。我们却不在了。我们剃青了下巴，摘掉了肩章领花，在那个冬雪飘飘的早晨，目视着鲜红的八一军旗，聆听着送战友的歌声，最终离开了连队，到了将要养家立命的天南海北，到了我们最先离开的家乡。但我们无数次在梦中醒来，却发觉故乡不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已经不是我们，我们是连队的筛子打捞过的鱼，被时光过滤、定格在我们叫做连队的那片土地，那段生活中。我们无一例外地烙上了连队滚烫鲜活的印章。

　　现在我们怀念连队。怀念我们的连队生活。连队的生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因而充满诗情画意。我们多么希望有人再替我们安排好一年、一月、一周、一天的工作，不要精确到分，不要精确到秒，只让时间不再在我们的闷酒和苦烟之中，在我们无谓的叹息和无聊的谈论之中渡过；我们多么希望再像连队那样永远有热情，有使不完的劲，有远大的目标和崇高的理想。

　　我怀念我们的连队生活。我知道，我的回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连队真实的生活。连队生活其实就是哨音与服从，就是纪律和规矩，就是冷冰冰的命令和毫无条件的，容不得半点犹豫的执行。想当初，我们对这一切是如何的厌恶，我们真的认为是套在我们身上的桎梏。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是连队对我们精心的培育。但那培育表达出来却是无情和残酷。

　　和我同年入伍的小杨，就是我们那茬兵中叫杨大的那个兄弟。入伍那阵头发怕有尺把长，从额前背到脑后还在肩上垫了两个大波浪。你不要以为他是个女兵，他是个天津大老爷们。据说父母都是厅局级干部，因为管不住他才送他到部队治治毛病。他就这样披着长发来到了连队。班长要给他理发，他说干嘛呢，干嘛呢，我头发蓄了七八年，好不容易像个摇滚艺术家，理嘛呢？排长再要他去理发，他差点破口大骂，你也不打听打听天津爷们的头能随便让剃的嘛，嚷嚷嘛呢，大不了不当这个破兵。指导员找他谈了半天话，他还是说谁给他理发他跟谁急。他是气横惯了，不相信真有人敢跟他叫板，是连长，软磨硬缠，不管不顾小杨杀猪般的嚎叫，三下五去二把小杨那些长发像割蒿草一样拾掇干净。割了也就割了。

　　还有一个小李的兄弟，我们到连队那年他才十八岁，却是第二年度的兵。当了我们的副班长。据说也是从一个大城市入伍的。因为他是副班长，还受过团里的表彰(他军事素质很好，单杠大回环全连就他可以随时来几动，套子都不带的)，他的性格便有些自由和放任。平时说话爱带些“我认为”、“我鄙视”、“操他妈”等字眼，行动上也跟其他人不一样，旁门左道了一些，敢于表现一些青年人的特性。他的大大咧咧导致经常冒泡，连队干部免不了时常给敲打敲打，但小李没太当回事。继续将这些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当时部队规定，非工作需要战士一律不得购买、穿着便服便鞋。小李却买了两套西服，一双白色的鸭掌皮鞋。开初是在节假日背着连队干部偷偷地穿出去，后来公然在课余时间穿起了皮鞋(西服还是不敢穿)，一些明令禁止的东西被他大胆地推到了眼前，触目惊心似的改变了连队的意愿。有一次加餐(碰巧是拉练回来)，他居然偷偷带了瓶白酒来喝。连队不能容忍了，新帐旧帐一起算，宣布撤消他的副班长职务，记警告处分一次，没收了他的便衣便鞋，冻结他家里给他的汇款。我们都觉得连队有些过份，小李还是个孩子嘛，何况小李虽然表面上牛皮哄哄，但对人特别好。我患了脚气，也没托他买药，他去县城玩回来，却塞给我达克宁、脚气净好多治脚气的药，给钱他也不要。再说小李的工作也不错呀，军体示范班带得有板有眼的。我们的意见归意见，连队还是按宣布的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们的连队就这样，严肃、古板，一切都是从部队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出发，要求人人守规矩，不得逾越雷池一步。我们都以为这是压抑着人性，最起码，是压抑着我们年青人的天性。心里都些反感。

　　但是，一两年兵当下来，我们都接受了连队这样的教化。打个比喻，我们好像是堆在露天石场的小石子，棱角突出，表面上看是生机勃勃，实则一无用处。有一天，我们被收集起来，送到一个叫做军营的地方，再被连长、排长把我们打磨成一枚枚实用的棋子，摆在了连队的棋盘上。我们开初是有些不愿意的，到后来却迫不及待，自自觉觉、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打磨。

　　前面说过的小杨，连长粗暴的“割”了他的长发，一割就割断了他与整个社会当时弥漫的玩世不恭与故作深沉，割出了小杨的习惯或者说“妥协”。——打那以后，他再没有留过长发。当兵第二年以后，小杨是每隔三个星期必理一次发，像女人的例假，迟几天心里就不踏实。有一回，连队的理发推子坏了，修好也是一两天的事。小杨等不及了，在正午的阳光下，挠得头皮屑四处飞扬，魂不守舍地找连长请假出去理发。部队有规定，军人一律不得进地方发廊。连长自然不批假。小杨憋了一会儿，像犯了毒瘾一样，直叫“受不了受不了”，硬是顶着军纪，冒着受处分的危险，把十几块津贴费送给地方发廊赚。前不久，我在某电视剧制作中心碰见小杨。他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有名的独立制片人，手机有了，名车有了，肚子鼓了，脸也圆了，但那发型没变：战士小板寸，头发二寸长一点，根根直立，露出青白的头皮，极像秋割后地里的剩下的麦桩茬子。我笑了笑，小杨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摸摸脑袋，说，习惯了，不这个样还真他妈的不舒服。

　　这一点我是极其理解的。连队生活对于我们已经不复存在，但连队生活的习性却被我们一以贯之，带到了天南海北。它不仅会贯注我们退伍兵的一生，而且将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和后代。现在我也一直留短发，老婆在床头叫我，我也一样地答“到”，像在连队时一样干脆利落，不由自主，情况许可我还会下意识地将两后脚跟并拢靠齐。我还是天天起床跑操；还是用冷水刷牙洗脸；还是按每步七十五公分，每分钟一百一十六步的规矩走路；还是一言不发地吃饭；还是必须穿着裤叉背心睡觉；还是天天叠被子，一天打扫三次室内外卫生……老婆也学会了答“到”，三岁的小儿子是我的士兵也是我的首长，我教他齐步走，他向我下达一二一的口令。

　　我已经谈到我们的连队生活。但那并不是我要谈的全部。国内有位相当著名的作家，在他的一篇小说里写到：士兵是营院的主人，是军队的主体，是舞台上不可缺少的主角或配角。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钦佩，作家毕定是作家，他对我们士兵给予了极其重要的，非常科学的定位。我真想当面向他说一声谢谢。

　　我回想连队当然少不了那些主人，那些主体，那些主角或配角。连队把他们叫做同志们。同志们来自除开台湾、香港和澳门外的所有省份。同志们来之前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是代课教师，是老板，是社会青年，是民工，同志们来了就再没有大的差别，都是普通的一个兵。同志们来时有的地方毛还没有长全，同志们走时下巴已经刮得铁青；同志们来时尖声细气，温尔文雅，同志们走时嗓音浑厚，粗犷豪爽。同志们多则呆五六年，少则两三年，穿破几身迷彩服就走了。多数情况下，他们连师长是胖还是瘦，团长姓张还是姓王都没搞清楚，而营长也不能一一说出同志们的尊姓大名，顶多叫个小王小张小李。同志们怀着美好的理想入伍，同志们抱着不同的遗憾退伍。同志们将短暂的，金子般的青春时代留在了连队。这是我们连队的光辉，它照耀着我们连平淡严谨的岁月。

　　我到连队那年，连队有二十七个新兵兄弟。成立新兵排，分成四个班。我和同乡小王在一个班。不是分到一起去的，是我们俩偷偷跑到一起去的。我们是街坊。离家走时，家里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们一定要相互照顾。在火车上我跟小王商量说，两个人都要多长个心眼，一定要想办法分到一起去。点名分兵时，上面叫我的名字，一次，两次，三次，我拿眼睛看小王，他说，别答应，不在一个连还不净受人欺负。等叫到我了，我们俩一齐走。我和小王紧挨挨地站着。终于点到他，我跟他走到另一边，当时也没人管，后来查出多一人，就问。我和小王都不应声。再点名，多出我，要撵走，我哭，小王也哭，就不撵了。反正就一个营，另调一个人就是了。

　　新兵的时候，我们说，要团结，要讲老乡观念。连队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要团结，不要有狭隘的老乡观念。我们也信，私下里还是老乡跟老乡打堆，外乡人怎么看都像缺鼻子少眼睛似的，横竖亲热不起来。不久就发生一起山东兵和四川兵集体吵架事件。先是我和班里一个山东兵为谁老家更富争论起来。一吵开了，小王加进来，班里另一个山东兵也加进来。后来就发展到所有的四川兵和山东兵对骂，也不大听得清骂什么，反正都很义愤填膺地骂，差点动起手来。连长很生气，搞大调整。基本上让每个班里不要有同一个省，特别是同一个市的。我和小王被分开了。班里那两个山东兵还在，他们那年人多，岔不开。我想这下可惨了。他们五大三粗的，我一个人怎么去招架。

　　连队吃饭是一个班一桌，每餐派一个小值日提前十分钟去打菜，把饭盛到每个人碗里。可以这样说，开饭小值日拥有连长以上的权利，分多分少全在于他。晚餐的主食一般是馒头，为照顾南方兵，也蒸米饭，很少，就一洗脸盆。打米饭小值日要抢着打，动作稍慢，盆里一粒米也不会有。我是吃不惯面食的，以前班里小值日打饭，我都甜甜地给他说一声，帮我打点米饭，啊。跟山东兵刚吵完架，就轮到他们中间叫小费的值日。我自然不好意思再去说。心里七上八下的，想他肯定会小小地报复我一下。进饭堂一看，桌上我的饭碗里是呼之欲出的米饭，满得邻桌的江西兵都眼馋。饭堂里是不允许说话的，我感激地给小费笑笑，他也笑笑。另外一个山东兄弟小姚，就是跟我吵架那个，值日也给我盛米饭，分菜也很公平合理，有时看上去还略比别人多一两筷子。我感到有些惭愧了，值日时就给他们多放一些馒头，有时还从炊食班偷拿一些大葱、大蒜，放在他们座前。

　　慢慢地，我们在训练间隙也天上地下地扯几句，一两个月下来，就亲热了，就懂得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了。连队第一回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我后脚撵不上前脚，晃悠悠地窜。小姚摘下我的枪，背在他身上，江西兵小李拉着我的手，向前跑。其他几个兄弟边跑边不住地喊，小黎，加油哇！加油哇！我们二班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新兵训练结束，就下到老兵班。以前新兵班长教我们，在路上碰见老兵要立正，要行注目礼，要叫“班长”，老兵进我们新兵班，无论我们在干什么都要马上起立……总之，要我们时时处处事事给老兵面子，尊重他们。下了老兵班，我刚这样做了一两天，就有人找我谈话了。老兵小张对我说，你整天这样累不累呀？都是兄弟，搞的那么客客气气干啥？我一时也改不过来，见到他们还是立正，行注目礼，叫班长。他们进屋我就起立，他们谈话我也不插嘴，他们笑，我有时笑，有时不跟着笑。班长小李就在班务会上非常严肃地批评我，要我改掉坏毛病，尽快和老兵们交朋友，打成一片。老兵们很体谅我的委屈，说我是给某某(新兵班长)带坏了，就主动向我投桃送李。部队有条规矩，就是军人不得单独活动(特殊情况除外)。训练来回，集会来回都是排成连纵队，统一行动。开饭、浇灌菜地也是集合站队去，可是因为大家速度不一样，回来时可不站队，但必须两人成行，三人成列地走回来，上厕所同样如此。以前我就像一只不合群的孤雁，落寞地跟在别人的后面。现在老兵们分了工似的，今天是你，明天是他，陪着我走饭堂到宿舍，走厕所到宿舍的那一段路，还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训练休息，也都挨着我坐着，有时吹吹牛皮，有时相互发支烟，有时什么话也不说，就静静地坐一会，晒晒太阳。

　　我下铺的兄弟叫董海波。兵龄比我长两年。我每天都要踩着他的床单上下铺。我比较懒，有时一累或者时间一紧，也顾不上洗脚，脱了袜子就踩他的床单上床，留下个汗脚丫印子。小董也不说，只偷偷地掏出卫生纸，轻轻地擦掉，再悄悄地扔了。他从来没在我上床的时候表现出什么责备情绪来，只是经常说，小黎，要天天洗脚，洗了脚睡觉才舒服。语气极其轻柔，听不出任何别的意思。我也一直没往深里想过，直到他退伍了，班里的兄弟才讲给我这一切。

　　我们连的兄弟就这样，在相互的磨合和连队悉心的教育之下，培养出忠厚善良的性情。他们善解人意，肯为别人着想，时时处处总给人面子。有一回，连长不知怎么异常生气，当着全连的人骂两个撞“枪口”的兵，说他们是吃饭的袋子，穿衣的架子，没长脑袋。语言是比较难听的，还出现了好几个“他妈的”，那两个兵虽然面红耳赤，也只是静静地听着。心里再动气也不还口顶嘴，事后他们虽然也有些小情绪，发点小脾气。但连长一吹哨集合，他们像以前每次一样，飞快地跑出来，站好。谁也不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什么不对的情绪来。

　　对于兄弟们来说，当兵保家卫国，并不是他们的全部想法。在崇高的名义下，每个人的心里，还是有自己的小九九。不管是不是很现实，兄弟们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创造自己的灿烂和辉煌。

　　我们那年兵中，有个叫王天平的兄弟，长得高高大大，一张国字脸，属于男人中已经越来越少有的硬汉角色，算我们那茬兵中最英俊的一个。小王来自驻地另一个更为偏僻落后的小县乡村，他初中毕业就上不起学了，出门打工，两三年也赚了一点儿钱，但他认为那太贱，也找不到出路，就来当兵了。小王的心气是极高的，在社会上又学了些心眼，凡事都膘着膀子干。新兵时在农场劳动，挖排水沟，小王挽起裤腿，脱掉夹袄，呼哧呼哧挖了个全营第一。军事训练，他是百名尖子中的老大。第二年，他当了班长，也入了党，连队能给的，他都得到了。可是部队不再允许直接从战士中提干，小王又考不上军校，还有谣传说要裁军。兄弟们都有些担忧退路的时候，小王更有些坐不住了。将来的日子，就是我们城镇兵想想也够发憷的，虽说能有个工作，但离开地方这么多年了，再靠自己一手一脚地去闯，谈何容量呀。何况小王呢，他差不多只有哪来哪去，依旧回到那个贫困的小山沟里。

　　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小王才开始了和驻地一位姑娘偷偷摸摸的恋爱。那位姑娘是驻地镇上一位菜农的女儿。小王说，那女的实在漂亮，是天仙般的人物。听他描述那姑娘可真是一种享受。什么眉，什么眼，样样精彩。我专门去看了一次，那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脸上长了一些雀斑，脸型、体态、声音远不如他讲的那般好。公正地说，长得很一般。而且，她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哇，小王完全可能找一个比她强十倍的。

　　我不愿意对小王说出我的感受。我们快要退伍时，小王也很痛苦地问我，他这样做是不是很没男人气，很下作。我想了想，那姑娘是很爱小王的，而小王虽然有过高的企盼，但他喜欢她也是事实，我给他说，就那样吧，也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从心里讲，我多么希望小王能毅然断绝与那姑娘的关系，回到男人的自尊上来。但有了这种恋爱，也许他的前景就有些可望的东西。驻地的条件无论怎么说也比他老家好一些。而且小王特别能吃苦，种菜保不准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小赵没有小王那种接近于投机取巧的聪明。他更理性，更踏实。在表面上，他与兄弟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不出风头，也看不出有什么做过人之处。他有农家子弟的本分老实自卑，愿望却高人一截。新兵时，我们都叫嚷着，后悔来当兵。他却不吭不哈地练叠被子，体会队列动作，一有空闲就拾起高中课本来读。训练、劳动我们也卖力，但多数是在有连队干部在场或必须突击完成的情况下。小赵不，有干部在也那样，没干部在也那样，表扬那样，不表扬也那个样，始终一老一实地干。平时我们叫连队伙食不好，逢民主生活会就一大堆意见，小赵不叫，也不参与提意见，他说当兵就是来吃苦的，伙食差不也是苦吗！

　　小赵似乎没有什么心计，但看事情看得准，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的。刚到连队时，我们好多人都给连队写入党申请书，他没写。第二年我们都觉得写了也白写时，他却交了上申请书。他从不主动向连队要求什么，而是凭着他的勤奋老实，搏得了连队的赏识。同年度兵中，他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他没有欣喜；第一次考军校落榜了，他也没有忧伤，依旧和以前一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们将退伍那年，小赵第二次报考军校，终于考上了。我们都说小赵装了好几年孙子，这回该放开一把了吧。我们想让他请客吃顿饭，他说，部队不是规定不得借各种名义搞宴请吗？硬是没有答应。只送给兄弟们一人一个笔记本。

　　当时我们都笑小赵的死板。现在认真地想想，小赵真是个典型的军人，典型的老实人。他是把部队作为了自己的家园，把军人当作自己的职业了。

　　我们钦佩小赵那样真正的士兵兄弟。他们根本不惹人眼，用一成不变的平静和稳重，度过忙和不忙，烦和不烦，有意思的和没多大意思的每一个日子。他们无言，像连队门前那两棵大树，好像天天都一样，其实分分秒秒都在汲取着养份，保持着生命力的旺盛。他们的心里怀着热情，还有诚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他们的青春。可能他们也并不一定能够建立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人生却没有荒废的。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青春，才给我们连队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而像我一样的人，生存于连队，却抱着过客的心态。也溶入了连队，却没有让连队精神化为我们的灵魂。

　　当兵第一年，我们开始接受正规的步兵训练。投弹，单兵战术，五公里越野，四百米障碍，那可都是体力活，真正的摸爬滚打。穿着迷彩服，在训练场一动就是一身汗，我捂了一身痱子，人一下黑了，瘦了。手背上、手掌上、胳膊肘、左腿外侧都碰肿了，磨破了，结了痂，留下十几处永恒的伤疤。父母来连队看我，非常伤心。他们原想只是把我送到部队锻炼一下，能听话，懂点事，不大手大脚花钱，不沾染流氓习气就行。但他们没想到我要吃这么大的苦。妈妈搂着我说：“调走，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调走。我的娃受不了这个罪。”边说边掉眼泪。

　　他们回去就打电话来说，联系好了，调我到一个后勤仓库去当保管员。我也想走，三天两头盼着连队通知。调令发来很久了，连队也没动静。我到连部去找指导员，他没有批评我，也没有给我讲大道理，只是轻轻地说，你看，还有那么多兄弟在训练场呢。

　　那天我生病没有去。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黄尘滚滚的训练场。兄弟们在练班战术，他们高姿匍匐着，低姿匍匐着，滚进着，跃进着，掀起滚滚的尘土。尘土淹没着兄弟们。我感到有些悲哀，我都想哭了。突然听见阵阵喊杀声。那声音听起来像虎吼狼啸，高无止境却自由自在。我看到兄弟们在杀声里冲锋，他们不断地卧倒出枪射击，没人有半点的迟疑。我开始觉得，如果我现在就离开连队，将悔恨终生。我也是一个兵，我不能背上逃跑的骂名。

　　我没有调走，我的军旅生涯已经屈指可数，我注定要离开连队。苦和累，压抑和委屈，恐怕今生再难以碰到，我得好好地体会体会。

　　我们快退伍那年，终于参加了一次合成演习。我们连攻山头，插上红旗就算完成任务。当然，为摸拟实战，要不住地卧倒，打完百多发空炮弹，要隐蔽，要迂回前进。扛红旗的先是湖南兵小邹。小邹跑到半山腰就晕倒了。广西兵小马接着扛，可能是天气太炎热了，小马也中暑晕倒。小邹刚好清醒过来，又冲上去。终于在规定的时间里插上去了，小邹却再次晕倒，脚趾甲盖也被撞翻了。他醒过来，也不喊疼，和我们一齐欢呼，一起流泪。

　　其实，兄弟们都知道这是在演习，大可不必拼了老命干。兄弟们也知道，现在的天下是太平的，太平盛世了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争。我们之所以训练，只是为了证明我们作为威慑力量的存在。但是，兄弟们都不愿平平淡淡地结束军旅的历史，平平淡淡地完成我们的训练和演习。兄弟们是想用枪，用有些乏味的训练构筑起不崛的精神，用演习的假戏真做来圆舍身报国的梦想。

　　兄弟们等待着战争。兄弟们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翻到了军旅生涯的最后一页。兄弟们不甘心地穿着迷彩服，抱着枪，在峻峭的山崖上或者泥浆里，摄下瞄准射击或单兵战术动作时的英姿。兄弟们今后的此生，注定要靠这些照片来滋补。

　　虽然有演习，有拉练，有抢险救灾，有老兵退伍，新兵入伍，但连队的生活大多还是拖沓而平淡的。训练、吃饭、睡觉，或者政治学习，吃饭、睡觉，松成了兄弟们的一天又一天。为了使平淡的生活变得不平淡，兄弟们总爱别出心裁的给生活增添些色彩。而玩笑和神侃大概算是最普遍的。

　　小刘始终是课余饭后的主角。这是一个从北京来的兄弟。小鼻子小眼，面孔白净白净的，讲话也好听，像从透明的玻璃瓶往外倒一样，清脆而富有节奏。他不是我们排的，但和我们谁都处得来。训练间隙，我们就围着他，叫，“小刘，来一个段子。”我们希望听的段子有点颜色的。小刘坏坏一笑，也不避讳。有一回他讲，延安时期有位干部去上级家汇报工作，正碰见上级在跟媳妇拉扯，头上套进了乳罩。那位干部进不得退不得，只好打趣上级说：“XX，你满像个飞行员嘛……”讲完了哄堂一笑，三五天就传遍了全连。连长家属来队，就有兄弟当着连长媳妇的面说：“连长，你蛮像个飞行员嘛。”

　　兄弟们还捉弄过一个叫小红的兄弟。小红在一家市级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老收到天南海北的纯情姑娘们的来信。小红也不嫌烦，在信里不断地，一一地给姑娘们谈人生，谈理想。还老爱玄玄乎乎地吹嘘他正直善良，没有私心邪念。有的兄弟听烦了，就商量着把一位兄弟女同学的照片要来，再炮制了一封信，情意绵绵地说：“我是驻地一位姑娘，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本人。你是我梦中的白马王子，我愿意把一颗心献给你。请你X月X日某时在县中心医院门口一见。并请你带一枝红玖瑰，我太喜欢它了。”两三天后，从县城发来的这封信到了小红手中，小红跟没事似的，找连长请假。连长不知底理，批了。小红带着红玖瑰在县中心医院门口苦等，那几个兄弟却偷偷拍了好几张照片，也没捅破谜底，回来就当新闻传，只瞒住小红一人。

　　我们就这样经意不经意地走过了我们的连队生活。当年的兄弟们现在有的经商，有的做农，有的从政；有人富甲一方，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官到处厅长，有人刚刚下岗；有人娶妻得子，有人光棍一条……在连队蔫头巴叽的小陈现在是某省城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开上了奔驰600，买了百来万的别墅，文书小何举债过日，朝不保夕……现实和生活已经使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我们曾经说好常通电话，常寄贺年卡，三年一小聚，五年一大聚，谁发财就打谁的“地主”，可是现在我们差不多是刚刚想起打电话又远离电话。

　　回头想想在连队的日子，兄弟们排着队伍去训练，去吃饭，去看电影，去参加拔河比赛；兄弟们三五成群去上厕所，去买东西，去探亲，去县城游逛；兄弟们穿着同一色的衣服，兄弟们吃着同一样的饭菜，同一样地扫地、打水、帮厨；同一样赤条条地走进澡堂，你给我搓背，我给你擦身；兄弟们平等地接受连队的表扬，平等地躺在床板上……兄弟们就是相互骂娘也不往心里去啊，兄弟们都是兄弟，兄弟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何其的宝贵！

　　哦，我的连队，我相亲相爱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