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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将相当多篇幅交给缠绵、温情、伤感、庸常与颓废时，重拾人民立场和苦难意识———
一部看起来“土得掉渣”、与“重大题材”无关的农村小说，一个来自西部小城寂寂无名的、与“下半身写作”、“美色写作”等文坛热点无缘的非职业作家，却引来文学界一片关注目光。日前一次研讨会上，刚刚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漠祭》被众多名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
《大漠祭》是甘肃武威某校教师、甘肃作协会员雪漠耗12年心血创作、全景式反映当代西部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雪漠说：“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而一年何尝不是百年！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芋、劳作、偷情、吵架、祭神、发丧……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整个人生。”
《大漠祭》出版两年，除冯牧文学奖外，各类荣誉收获颇丰：如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初评、“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5部长篇小说之一、“第14届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等。20集同名电视剧也刚刚拍摄完成。
评论界人士认为，《大漠祭》以极其真切的情感，叙事状物的惊人笔力，真实再现了西部大变革前夜农民的痛苦蜕变，反映了他们艰辛的生存境况和执著的人生追求。小说不仅仅写“活”了农民，而且写“活”了一个特定的领域———沙漠。奇特的大漠风光和西部民风，鲜活沉重的生存现实，死死活活的感情纠葛，在著名评论家雷达看来，“它们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鲜活和饱满，即使最有才气的‘行走文学’作者也很难达到。”
这部作品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当下，文学已经将相当多的篇幅交给了缠绵、温情、伤感、庸常与颓废等情趣。《大漠祭》的“直面底层人生”，俨然成了评论界呼唤多时的“真正的文学力量”。
称“现在流行小说让人感动的东西太少”的作家柳建伟承认，自己被《大漠祭》感动，是它提供了“西部农村原生态形状、活化石般质地的生存画面”。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大漠祭》描写了一种切身的、融入其中的、耳闻目见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这种人民立场和苦难意识，是为文者重要的精神姿态和情感倾向。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白描说，《大漠祭》有着与其他作品迥然有别的艺术追求倾向，作者对生存有非同一般的体悟，悲天悯人，执著坚韧，使他在精神生态系统里显示出一种“近乎纯净的本色”。而作家徐坤则读出了《大漠祭》纸背透出的“儒家的生存哲学，宠辱不乱，处变不惊”，徐坤认为，此点与余华的《活着》、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异曲同工”。
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我们的阅读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此外，有人还从这一类西部作品，看到了文学的希望，“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雷达甚至认为，不管是对乡土文学还是西部文学，还是对农民性和农民形象的认识，乃至对整个文学格局，《大漠祭》都值得整个文学界关注。
让很多评论家同时慨叹不已的是，中国有八亿农民，描写农村原生态又同时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作品，实在太少！《上海文学》主编蔡翔指出，当代文学经过了80年代的思索之后，在90年代后期陷入了语言和技巧的误区，大量作品中已然看不到中国现实社会在发生着什么变化。评论家李建军更指出，《大漠祭》最可宝贵的“人民立场和苦难意识”，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兴起以后一度被当作一种陈旧的可笑的价值原则和精神立场，受到否定和嘲笑。
因此，此间有人对文学的现状颇不乐观：仅凭一两部农村作品零星“点缀”，文学阳刚之气的复兴恐仍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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