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

　　深秋的季节里，看着窗外那随着秋风扫落的片片黄叶，把我的思绪带回一段尘封的往事之中。冥冥之中，一位高挑身材，长着一头浓密的亚麻色长发的姑娘出现在我的眼前。她那飘逸的长发，无拘束地分成两糌，一缕垂在脑后，一缕很自然地垂在胸前。有些略显长的脸上，星散着几点不大显眼的雀斑，高高的鼻梁后面，一对深陷的眼窝中，藏着一对淡蓝色的大眼睛，那如水般清澈见底的眼神中，似乎永远充满了少女那热情而无邪的目光。她是我的一位来自南斯拉夫的朋友——安娜。说她是南斯拉夫人已经不够准确了，她的父亲是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母亲是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她的丈夫是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人。我认识安娜的时候，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随着内战，南斯拉夫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解体。已经和我多年失去联系的安娜，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属于哪个国家。

　　我和安娜的邂逅是在26年前的北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飘飞着黄叶的季节里。

　　一天下午，我乘坐一路公共汽车到城东去拜访我的一个老师。灰暗的天空就像中国当时的社会气氛那样充满阴霾和寒冷。在哪个瑟瑟秋风的下午，车上的乘客并不多。我坐在车窗前，静静地看着手里的书。车到西单，一群人流涌动着上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我不觉地抬头看去，只见一位年轻的外国女孩坐在了我的身边，然后打开一个很漂亮的小钱包，用里面拿出十元钱递给售票员，当时的十元钱，在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售票员很为难地告诉她，找不开零钱。姑娘也为难地耸了耸肩膀，表示自己也没有零钱了。我顺手递给售票员员一毛钱，总算是把大家从这个小小的窘境里拉了出来。

　　安娜拿出一块口香糖递给我，表示刚才的谢意。我笑了笑之后，有礼貌地谢绝了。我笑着问她：“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安娜不正面回答，也谐谑地笑着反问我：“你猜呢？”“法国吗？”“不，不是，离法国不远”。“那是奥地利？”“哈哈，也不是，奥地利也是我们的邻居，我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你知道吗？”“我知道南斯拉夫”。安娜睁大了眼睛，一副惊奇的目光朝我扫来。我接着告诉她：“我在Radio peking工作，我们有对你们的广播。”安娜一脸正色地告诉我：“你们有塞尔维亚语的广播，但是没有对我们的广播，因为我是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你知道吗？”该轮到我哈哈一笑了。“我知道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共和国，和意大利和奥地利接壤。对吗？”安娜显然对眼前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居然知道她的祖国而开始感兴趣了。“我叫安娜，你呢？”我也愉快地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为了让她能理解中国人的名字，我把我的名字用中文写在纸上，并给安娜详细地解释了一番。

　　从我们的愉快交谈中得知。安娜是萨拉热窝大学的学生，获得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奖学金。她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所大学去公费留学。那个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刚刚恢复不久，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国家关系也刚刚开始升温。因此安娜就选择了对西洋人来说，还是十分神秘陌生的中国。她已经来中国三年了，目前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目前的中文已经达到可以和人交流的程度，只是我说话的语速不能太快。

　　半个小时在愉快的交谈中，不知不觉之中就滑过去了。永安里的友谊商店到了，那是安娜的目的地，我们匆匆交换了联系电话和地址以后，在互道“再见”声中，公共汽车把我带离了安娜。

　　第二天的中午，我就接到了安娜打来的电话。安娜开口就问：“你还记得我吗？”我笑了：“当然记得”。“我有事情可以请你帮忙吗？”“可以，请讲”。“我想找点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资料，我这里资料太少了，再过半年我就要回国了，我很着急，你们国家的学校里有很多书籍都不向我们开放，这让我很为难，能帮助我吗？”原来就是这么点事情啊！太简单了。“”没问题！“我脱口就把话给说了出来。电话那端传来安娜爽朗的笑声：”我就知道你会愿意帮助我的，不过，别找《北京周报》，我有。帮我找点介绍你们国家传统风俗和文化的资料！好吗？“”行“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答应了安娜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应承竟是多么的轻率。哪个时候的中国，整整十年都是在不断地声讨和清算自己的文化传统。许多传统文化和习俗都已经被封闭，要想找它们，真得花上一番大力气才行。毕竟我是在一个文化性质的部门工作，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我已经帮助安娜找了一些，看到还不够多，我自己又根据自己那点可怜的知识，给她补充写了一部分。就这样，帮助安娜找到了她想要的资料。然后寄给她。

　　在哪个自我封闭到愚昧的年代里，有海外关系和里通外国几乎是相同的罪名。所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能不百倍的警惕。说来可笑，这警惕多半不是防“老外”。而是防着自己单位的政治部门和保卫部门。我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和安娜维持着友谊。她的宿舍我是不敢去的，因为门口有“狼”。所以只能是靠频繁的电话往来。

　　半年后的一个暑天，我接到了安娜的一封信。信是用蹩脚的中文写的，但可以看出安娜是多么地用心才写出来的中文信，抬头那句：“XX先生敬启”，我就知道她肯定是从那本文牍上找来的词。内容很简短，几有寥寥数行：“我马上就要毕业回到我的祖国了，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的同学们要给我开个欢送聚会，我非常希望在这个聚会上能够见到你。当然，只是不给你找来麻烦。”放下手里的信，我不觉心里添了几分怅然，一个多好的朋友就要离我而去，而且此生还不知道会不会再有机会相见，一种离愁的思绪，不期然爬上了我的眉头。

　　既然大家朋友一场，分别的时候，总要送点礼物当作纪念。我思来想去都不知道该送安娜点什么东西好，还是我的同事小孙提醒了我：“安娜来自的国家比中国富，你送她太贵重的东西肯定没意思，这样吧，我看你还是送她一个刻着Radio Peking的小纪念章好！”我想也对，这也是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一种好的方式。

　　当我通过层层严密的保卫之后，进到北京大学那座留学生宿舍楼的时候，欢送聚会已经开始了。看到推门而进的我，安娜的眼睛都发出了惊喜的火光。她一把搂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进她那不大的小屋，嘴里还在不停地唠叨：“我就知道你会来。知道我能看见你，是多么的高兴吗？我的中国朋友？”然后自豪地向屋内的四个外国留学生介绍：“这是我的中国朋友，多年轻，多漂亮！对吗？”在得到了她感到满意的回答后，安娜的脸上泛出了兴奋的红光。我拿出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安娜。“啊！好漂亮！”随着一声惊叹，安娜突然一把把我搂住，在我的脸上飞快地印上了两个唇印。这突如其来的热情一下子把我弄了一个大红脸，老实说，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接受异性的吻，尽管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友。安娜只顾着欣赏手里的礼物了，那专注的神情，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那么多的客人在看着她。“太好了，这个礼物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安娜喃喃地说着话，看的出来，她似乎有点激动的语无伦次了。

　　渐渐平复了感情的安娜从自己的胸前摘下一枚嵌着几朵山花的胸针，然后郑重地交给我。：“这是我的礼物，送给你，在我的祖国，到处都盛开着这种山花，你以后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对吗？”安娜边说，边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一周以后，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带走了安娜。又过了不久，我也收拾行李，前往河南，重新走上山下乡的知青之路。

　　人生有的时候，就像茫茫的宇宙中的星海。我和安娜就像两颗不同行星，难得的一次汇合，然后又匆匆离去，各自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向前疾弛，直到消失在茫茫的天际里。

　　时间一晃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天各一方的我和安娜，只能依靠时断时续的信函往来，维系着我们的友情。十二年对于人生来说，已经是个很漫长的数字了，在这十二年里，我们各自的生活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安娜回国以后，在萨拉热窝找了份教授中文的职业，三年以后，嫁了位在企业中搞管理的丈夫，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然后，他们举家迁往丈夫的故乡斯雷布雷尼察。安娜继续在当地做教师，依然还是教中文，只不过是学生们变成了中学生。而我，从河南回来之后，正好赶上高考恢复，接下来的是考试，大学的生活是紧张到什么都顾不得去想的，一连数年的令人眼花缭乱般地拼命读书，参加研讨会和写论文，做课题和工作。我也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和孩子。然而无论多忙，我和安娜的友谊却始终保持了下来。

　　1988年，我的一个朋友去贝尔格莱德，我托他带给安娜一块她喜欢的杭州“富春纺”，一套户县的剪纸，和三本英文版的录象带《中国》。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安娜的来信，信依然还是用中文写的，但是这次来信的内容却很长，可以想见她的良苦用心和执着。信里说：“收到你的礼物，你想象不出来我是多么地高兴。对于南斯拉夫的孩子们来说，中国就像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神秘的国家，我把你带来的录象片放给孩子们看的时候，孩子们都说中国太漂亮了，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去中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怀念那些在中国生活的日子，离开北京之后，我始终关注着中国，我知道现在中国的变化很大，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真想有一天带着我的孩子们去中国，看看变化了的中国和我的中国朋友们。我热爱着你的国家。”读着安娜的来信，我的眼睛不觉有些湿润了。信里安娜还没忘记给我一张她的“全家福”。照片中的安娜，风采依旧，只是面容开始显得有些憔悴。

　　人世间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不确定。两年以后，当我坐在U.OXFORD的课堂上读书的时候，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先是米洛舍维奇先生操纵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否决本应按顺序当选主席的克罗地亚人梅迪奇的当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愤而退出南斯拉夫联邦，宣布独立。接着爆发了克罗地亚政府和有南斯拉夫军队支持的塞尔维亚人的武装冲突。随后，战争扩大到了夹在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中间的波斯尼亚。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安娜最后的一封来信。和她以往的习惯不同，这封信不是用她一贯的中文手写的，而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只在落款处才签有她的中文名字——安娜。来信中说：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她生活的小镇上，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四处打探那里才有安全，街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军队在过往，谁都说不清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此后，我再也没有接到过安娜的只言片语，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可能申请到波斯尼亚的签证，只有无助的焦急等待。

　　波斯尼亚的战争残酷无情地进行着，我无论多么担心着安娜的安全，可也只有等待。斯雷布雷尼察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经中断。我只有通过报纸电视来关注着这场毫无道理的战争。一位英国的战地记者阿兰。史密斯发自波斯尼亚前线的报道中是这样写的：“这里已经混乱到没有任何秩序可言，杀人，抢劫，偷窃和**比比皆是，无人能够制止。战争的乌云笼罩下的人们，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个白天和黑夜，不知从何时何地飞来的炮弹就会把还在购物的人们炸上天，阵阵冷枪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你的生命。在这片已经被文明社会忘却的地方，人们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还会活着和自己的亲人，朋友，邻居相见。在这片满目创痍的废墟上，也许只有被上帝特别眷顾的人，才有机会活下来。”看到这篇报道，我这个从来不信鬼神的人，也开始在心中默默地为挣扎在战争旋涡中心的安娜祈祷着。

　　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一个跟着一个传来。终于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最坏的消息：卡拉季奇先生和姆拉迪奇将军麾下的军队在数年的围困下，终于占领了斯雷布雷尼察。胜利者对这个被占领的城市进行了残酷的血洗，大批战俘和居民被集体处决。其中包括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今天，前南斯拉夫的战争终于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停止了。制造那场灾祸的元凶米洛舍维奇先生已经被送上了国际法庭。卡拉季奇先生和姆拉迪奇将军背负着红色的国际通缉令，不得不隐藏自己，躲避着国际社会的追捕，亡命天涯。

　　然而，我的朋友安娜却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总觉得一个这么善良的女人，应该是被上帝眷顾的人，她会从那场残无人道的战争灾难中走出来……。写到这里，我有点写不下去了。只得停住笔，吸上一支烟，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忽然，我透过淡淡的烟雾，仿佛看到在一片正在烂漫盛开着的山花丛中，一个活生生的安娜正在向我走来，“你好吗？我的中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