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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伊朗女导演泰米妮·米兰妮2001年的新片《面纱之后》(The Hidden Half)，其实是很难受的。影片不好看，在电影观念和技法方面都相当平庸；影碟的画质又很糟，英文字幕不可隐。真有点折磨视觉的味道了。但影片还是吸引了我，因为它的内容，因为导演因言治罪的遭遇。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几乎可以说体现了在这个宗教严酷的国家中制作经典“叙事电影”意义上的史诗片的最大努力。影片本来有一个可以充分展开的故事，两女一男的恩怨纠葛贯穿了近50年的伊朗现代史，每一件重大事变都是可以编织进来的。对这个野心来说，104分钟太少了，它需要的是三个小时，甚至一部电视连续剧。当然，这104分钟和其中包含的难以掩藏的愤怒也已经超越了国家所能容忍的限度。看起来，导演倾诉的欲望是如此之急切，以致一切可能造成歧义、影响情节流畅的因素都被干脆地过滤了。剩下的，就是匆忙地讲着一个仓促的故事，还要力避它粗粝的锋芒伤及自身。
这是一部回忆叠套着回忆的影片，讲述了两个(或三个)伊朗现代史上的转折性时刻。第一个时期发生在回忆的最深层，男主人公妻子所身历的1953年革命运动。新的民选政府在国内推行石油产业的国有化，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诉求，也惹恼了在此处拥有经济和军事利益的美国当局。最后，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亲巴列维的军官们发动了一场政变，早前被迫退位的巴列维国王成功复辟。在一次街头暴力镇压中，男主人公深爱着的“革命之花”、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女不知所终。
第二个时期，发生在女主角日记的回忆中，1979年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的专制和腐败完全抵消了改革的经济成就，到1978年秋，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对势力终于联合爆发了，“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都走上街头，要求国王下台。1979年1月，巴列维出逃，流亡异国15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主政，建立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随后，很多曾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逃往国外。女主人公法拉斯蒂当时是一个从边远地区到首都德黑兰读哲学的大学生，她积极地参与了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新建立的宗教极权国家中为争取民主而秘密斗争。最终，她们失败了，四人小组中一人被处决、一人10年监禁、一人逃亡国外，只有法拉斯蒂及时获得了庇护，并在几年后大学复课时能够完成学业。
如果可以说第三个时期的话，就是影片的叙述时刻。温和派获得领导权之后，改革小有成就，女人时而能够获得自己的工作。而且，被判处死刑的女政治犯也获得了上诉的机会。女主人公已经隐匿自己的青春期记忆20年之久，她是检察官受人尊敬的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然而，在流亡国外不得归的当年战友的父亲的葬礼上，她遇到了曾经仰慕和爱过的男人，那个53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和79年的“民主知识分子”。记忆之门被打开了，影片也由此而开启。
在影片结尾处，导演塑造一部民族史诗的愿望再次展露。那个浑身裹着黑纱不露面目的女政治犯开口讲话，她的语言，和女主人公在日记中向丈夫披露时的开场白一模一样：女人受苦难的童年，成为投身革命的合法性根源。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导演的无力或无能凸显无遗。心理学的无意识不过掩饰着文本的政治无意识，以及转化为叙事的困境。在她们处身的社会中，女性的抗争，甚至难以找出创伤之外、冲动之上的理由。而女人除了回忆和忏悔，根本无法拥有历史。
这是一部非常地方化从而政治化的电影，它展示了一个现在毫无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女权”的国家里女性过去的斗争和一次次的挫败，以及现在仍潜流着的抗争。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契机，这个伊朗的传奇与二战后世界性的革命传奇有了交集。这就是作为革命之女神的年轻女孩形象的真实出现。在影片中，79年的政治是混乱的，有一次次小组讨论，有街头散发传单和逃避追捕，但没有激烈的冲突。激烈只发生在过去，在对1953年的回忆和几张黑白的照片上。其中一张：与女主角长像酷似的当年女子，一身军装，正高举右臂，眼神坚定。这甚至是“革命”唯一一次坚定明确的亮相，定格在一个传奇女子的身上。我想起的，是黄亭子影线一次关于戈达尔的《中国姑娘》的讨论，引出了西方60年代的历史图景。谢旺指出了那一时段中“革命”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好象那些勇敢的斗士都有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女性居多，……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社会默认的标志，在游行队伍中拿着红旗，骑在男性同伴的肩上。”《面纱之后》又一次突出和重复了这个标志，再联系到拉丁美洲的女游击队员、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女敢死队和巴勒斯坦的女人体炸弹，这样的“革命女神”，是超越了当今简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的，而成为一个普遍的症候，等待着解读。
（扬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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