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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的《等待》:不耍花招的杰作

  这篇文章,我觉得可以从“购物”开始说起。现在,“购物”就跟当年的“出工”一样,是一个使用非常频繁的词语。上海经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恢复了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丢失了的信心。南京路、四川北路、淮海路、徐家汇,都是各路人等的购物天堂。有人研究过男性和女性之间购物方式和购物心理的不同:男性一般有着明确的目的,买完就走。女性则相反,她们在购物这个行动开始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她们购物乐趣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逛街。东逛逛,西逛逛,这摸摸,那看看。见到衣服就想试,拿起鞋子就要穿。但是,要作出购买的决定,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女性的购物和逛街这两种活动,性质基本上一致。某个有心的青年工程师在无数次陪女朋友逛街购物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是把女性逛街的路线图原封不动地勾画出来,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是混乱的,能够让你感到精神分裂。按照男性的说法,购物嘛,就是买东西,买完就走,有什么好逛的?可是,女性乐在其中,流连忘返。有些聪明的商家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气,营造亲和气氛,甚至专门为男宾设计了一些类似吸烟区或者咖啡厅、酒吧之类的地方,以便女性在购物的时候,这些男陪不至于特别无聊。

  在描述这样一种购物的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购物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支付货币和得到商品这样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而是蕴含这更加深层的心理活动。女性的逛街,主动或者被动地,都试图获得这样的信息:现在的流行和时尚是什么?人们当今关心的是什么事情?一旦确定,她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感觉,进而可能就是跟进。在各种媒体上,比比皆是的,都是时尚的信息:世界各地的时装发布会,演艺明星们的最新时髦等等。这些信息,形成巨大的信息激流,指引着消费众群的消费方向和消费目标。有一度,我感到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今年流行XX色”这样一个说法。难道,今年流行红色和去年流行黄色(假定如此),这里面是有内在的、必然的原因的吗?今年为什么不能流行绿色?是谁?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在这上面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并进而不遗余力地灌输给我们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这么设问:这些形形色色的“时尚”信息和观念,究竟是其背后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层心理呢?还是有那么一些专业人士——这里我们也可以用社群主义理论者很不喜欢的一个词汇:精英分子——通过有意思的交流,类似于密谋的活动,在取得“共识”之后,批销给我们的?这里面,其实就包含了丹尼尔·贝尔在《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里首先提到的一个本体论的概念。

  在《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里,丹尼尔·贝尔较为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对话体”的形式。在理论专著越来越难读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今,贝尔的这种方式,算得上是一种反拨,至少是跟古代的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接了轨。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气势汹汹的术语,只是通过一条一条的设问,归类,推演和反驳,就把问题引向了自己所需要表达和阐述的中心里来。事实上,贝尔在这本书的开始篇章“为对话体一辩”里,首先就是提到《理想国》这个先例,并且认为“英美政治理论中正在进行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似乎特别适合使用对话形式”。如果贝尔熟悉东方文明的话,他也许还能够找出我们中国先贤的《论语》来作为自己的证据。有趣的是,东西方两个最为重要的哲人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述而不作的。好在他们都带出了相当优秀的弟子,把他们的述给记载下来了。但是,苏格拉底的述,以探究真理的最终核心为主,单单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他就跟人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而孔夫子,则更加关心人的修身及人与人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因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条线,到亚里士多德这里,就出现了现代西方文明中仍然基本承袭的各种门类的学科: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诗学。而孔子以下,则孜孜不倦于企图让自己通过读圣人书的方式,达到圣人的境界。归根结底,苏格拉底的传统,是科学,探讨超乎人之上的终极真理;孔子的传统,是人学: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的境界,是研究到的任何自然规律和道理,都要直截了当地反馈到“修身”这个最为本原的意义上。修身之后,才能够研究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规律和方法。也许,苏格拉底和孔子之间来一场辩论,比丹尼尔·贝尔在书中辛辛苦苦设置的两个青年男女之间的争论,要合乎情理得多。在文章的后面,我还要稍稍加以延伸一下。

  在书中,安·德·拉·帕特利是一个社群主义者,她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社群主义的。而她加拿大籍的犹太人同学菲利浦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这天,菲利浦来到巴黎蒙巴那斯著名的咖啡馆“拉·古波”——亦即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和他的著名作家、女性主义者伴侣波伏瓦“培养他们叫做真实的爱情的地方”——遇到了安,一个二十六岁的社群主义者女博士,她和自己的一家人:父母及妹妹一起来进餐。

  在这里,菲利浦由于要求在餐前得到一杯咖啡,遭到了侍者的白眼。安就跟他解释说,法国的惯例,是餐后才有咖啡的。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有关“传统”、“惯例”、“共识”和“社会的深层价值”的种种观念来。

  在安看来,自由主义者的“选择”观,会导致社会传统价值的崩溃,进而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因为,社会是需要价值传承的,同时,绝大部分人都在下意识地运用这种传递下来的“共识”来生活。所以,很难想像,一个动不动就强调个人选择,要求政府在各种价值中“保持中立”的态度的自由主义者,是怎么成立的。安在谈话中,抛出了她的几个社群主义概念:一,地区性社群,即以地理位置为寄出的社群;二,记忆性社群,即共有一个具深刻道德意义的历史的不相识的人的社群;三,心理性社群,即为信任、合作与利他主义意识所支配的、面对面的有人际交往的社群。对于安来说,强调社群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强调传统、惯例、共识、家庭和遵守——甚至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服从。对于我们,生长于“中国”这个用安的话(其实就是贝尔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地区性社群的人,这种遵从、传承、民族价值、家庭的观念,有着非常深刻,而且可以说肯定比安更加深刻(她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进餐而骄傲)的体验。在我看来,这对我们处在“汉文化”熏陶中长大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太浓厚了。还是回到购物的体验中来。我经验是,一个售货员要强调自己的商品好的时候,最喜欢使用的一句话就是“买的人老多的”。理性地加以分析,“买的人老多的”商品,未必就是好的,这点我觉得一般可以取得“共识”。比如,我们知道一些欧洲顶级品牌的服装和化妆品,“买的人老多的”这句话用在上面,一定不成立,但是它们非常好。又比如,劳斯莱斯、宾利、迈巴赫和法拉利都是顶级的豪华汽车,但是这些汽车的销量一年有几千辆的话,就不得了了。跟我们的普桑销量根本不能比,可是你能说普桑比它们好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售货员这么有信心地总是重复这样的一句话呢?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共识”,一种“从众心理”,反过来说,如果不好的话,能有这么多人买吗?这样一想,似乎有些道理了。也就是说,这个商品的优秀品质,已经通过售货员之口,告诉我们,很多人验证过了,你只需要跟着“不假思索”地行动就行了。按照我的观察,售货员的这句话非常具有实用价值。这句话加上“今年老(流)行的”,基本上,就很有慑服力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安举德蕾莎修女去加尔各答的例子一点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既说明不了“按照上帝的指引”的德蕾莎修女的行动就是“无意识”的。她只是按照“惯性”来做事情。但是,在本书的后面,有一个学者金姆利卡虚拟的“露”的反驳,就显得非常有力了:“在德蕾莎修女的例子上,她决定迁到加尔各答正是自由主义者坚持的人们有权改变生活计划的体现”,“自由主义者相信,认识到思考的重要性是个历史性的进步”。在这两位学者(贝尔和金姆利卡)的辩论中,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站在了后者一边。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按照贝尔的愿望,很显然,他希望作为一名读者,我在拜读完他的著作之后,最终站在他的一边,也就是说,变成一个“社群主义者”。

  出什么问题了?我在读《理想国》的时候,可是一直牢牢地站在苏格拉底的一边的。可是,读《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的时候,作者的愿望和意图,却在我这里扭曲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问题也许不在于贝尔那一方,我们不能设想这样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可不是我们中国“博士大跃进”中培养出来的速成学者)会在一本还比较有创意的书中胡说八道。按照《论语》“日三省乎己”的教导,我宁愿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我觉得,问题一定是出现在我身上。

  还是回到购物上来——“购物”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售货员说“买的人老多的”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买的人多就好吗?我之所以这么反应,不是我本人喜欢瞎搞,而是基于我们这代人(不敢说文化传统)的教育背景,导致我们喜欢耍弄一点“个性”——其实,机械化大生产和机械复制时代有什么个性可言?可是,媒体上的各类明星们最喜欢使用的一个词语就是“个性”。我想,他们其实是指自己的“性格”——要与众不同。这里,就涉及到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的“选择”的问题。我选择,恰恰是应为这么多年来,至少是上大学乃至大学毕业之前,我都没有作出过自己的选择。“我”强烈地觉得,“我”必须体现出自己的想法,我的意志。而此前,我都是服从,有意识无意识地服从。在这里,“我”开始“认识到思考的重要性是个历史性的进步”了。实际上,我们的这些观念和想法,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特别盛行。也就是说,我们不过是在补课而已。这个补课的前提,就是我们开始承认,在文化经过充分的交流之后,我们认识到了作为“地球人”(如果说日益发达的现代交通开始使得这个说法有意义的话),是应该寻找到一种基本的底线的。这个底线,恕我冒昧,就是“对个人的尊重”。在集体主义盛行的中国,我们做惯了的是“螺丝钉”,是讲究“奉献”的人,对个人,我们知道现在,才开始补上“五四”时期那些先驱者大力宣扬的“大写的人”的课。“社群主义”在西方非常新鲜,在我们这里,可以简单地翻译成“集体主义”(虽然他们的意思不全一致),却是陈腐不堪的观念。

  我们看到,在书的后面,安和菲利浦谈到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时候,她变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她说,也许她谈到的社群理念,应该特指“西方”,也就是经历过充分民主熏陶的西方人,因为“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里,基本的公民与政治自由是被认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它们不需要任何的辩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到任何一个观点和理论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观点和理论形成于其间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不然,用成语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是“对牛弹琴”、“驴唇不对马嘴”,用俗语就是“鸡同鸭讲”。

  在一个个人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基本(更何况充分)尊重的时期,我们最需要的是谈论个人的选择权利,而不是服从,不是主动去达成“共识”。不是“回家”,而是“出门”。在我们这个“地区性社群”里,“共识”、“惯例”、“传统”、“家庭意识”不是缺乏了,而是太多了。按照贝尔的良好愿望,社群是有自己的精神和历史传统的一个群体,尤其是“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这两种群体。尊重社群的传统和心理定势这样一种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中推导出,每个不同的社群,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背景和精神需要,因此,有些社群需要特别强调注意延续这个社群的原有价值上,另外一些社群恰恰相反,需要对自己这个社群中过分粘着的价值观加以发展。这两种需要都是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

(施战军)
 
  2003-02-25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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